傅斯年事母至孝。他早年丧父，是母亲和祖父将他抚养长大。号称“大炮”的傅斯年平日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每当母亲发脾气，他就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母亲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

    因傅斯年的母亲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俞大綵为婆母健康，不敢给她食肉。但傅母却偏极爱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傅斯年的母亲后跟随儿子在南京居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他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当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母体胖，加之年事已高，为躲避战火舟车劳顿，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最后在医院病逝。据一直在病房服侍的朱仲辉说，傅家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只能由妻子俞大綵出面请其兄、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但是，傅斯年万万没有想到得是，在他去世后的1966年，他母亲的坟墓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之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