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教授曹操他们班古文经学的大学者卢植，日后受“党锢”牵连回到故乡涿州开办私学，打出口号：无论贵贱，皆可入学。幽燕大地，因卢植回乡，学术与教学声名鹊起，学风蔚然。其中就有日后成为蜀汉君主的涿州少年刘备，乘织席贩卖之隙，拜师苦读。

    卢植国学渊源深厚，跟他师从马融有很大关系。他和有“经神”之称的郑玄，都曾师从马融，这其中还有一段趣事。

    马融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人，名将马援的从孙，著名的儒家学者、经学家，特别擅长古文经学。他曾经为《孝经》、、《诗》、《周易》、《三礼》、《尚书》、、《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作注。投奔到他门下学习的人曾经达到千人之多。

    马融是明德皇后的亲戚，家中富裕，平素骄贵，讲课时必须有美女在堂前轻歌曼舞。学生们在听课时难免目光斜视，只有卢植始终专心听讲，数年如一日，从不偷看。

    当时人称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被太学征为博士，和太学总长蔡邕、谏议大夫马日磾、学者杨彪、韩说等除了教书以外，还在东观补续《汉纪》。个人著作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

    卢植在太学教授课业，对曹操及同学们的古文经学修养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卢植讲课天南海北，娓娓道来，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抑扬顿挫的音调，简直令上课的学生们很是享受。

    他给学生讲授古文问题：包括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对策、遗令等。

    《尚书》中的“典”是歌颂帝王的名言和功德；“谟”是大臣为君主策划治国计划；“训”就是贤臣训导君主的言行；“誓”为君主讨伐叛逆，兴师讲话；“命”多为君主对大臣的训命。

    所谓古文经学，多为儒家学术经典。书写的字体用前秦古文字“篆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早在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后人在山崖屋壁陆续发现了一些被隐藏的经书。

    如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

    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在老屋里寻到《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

    这些古文经传，一般都藏于朝廷秘府，不在官学中立学科，可后来民间学者私相传习盛行，才在太学和少数几所诸侯国大学里开课。

    历史上，关于古文今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由来已久，并形成“今学”和“经学”两大阵营。“两学”顶尖人才，因蔡邕延请，先后来到太学授课。

    汉章帝曾经赞同贾逵的主张，招选高材生跟他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这四经经过那拨儒生们的不断地注释和研究，并使之流行于世。

    郑玄在马融的指导下，为诸多经书作注，使得晦涩难懂的经学变得通俗易懂，郑玄、贾逵注释、讲解的经学经典流行数百年，成为儒家子弟推崇的宗师级教材。

    这些经过注释的古文经学，给学生做教材学起来相对容易。然而国家把持顶尖人才和典籍资源，只供给洛阳太学这样的重要学府专用。其他游学士子想要获得相对正确的经学知识都相当困难。

    太学培养出的学生，不但有名垂青史的治世之才，很多无意仕途之才，一生专心研究，成为经学典籍的传承人。如果曹嵩不遇到曹节，很可能也会成为经学大儒。

    太学梧桐在，凤凰结队来。

    蔡邕在太学期间，从全国各地请来不下五十位名声卓著之师，相比洛阳街头穿着奇装异服的外族使节，太学公共课告示牌上快速转换的名师通知更加使太学生们感到兴奋。

    曹操在太学接触了众多经学大儒，积累丰富的经学知识，朝廷希望太学生能为皇帝和国家所用。教育者希望把太学生打造成博古通今的经学传承人。

    用曹腾曾对曹嵩说的话：凡太学生，皆能明经学之人。

    曹操沾了在太学深造的光，日后以“能明经学”被再次擢用。

    众多星光里，总有一轮满月照耀，才能堪配完美夜空。谁将会是这场名师盛会里的一轮明月，影响着曹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