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月—2月，香港—汉口—南京—北平）

    黄启汉于1949年元月14日乘班船离开香港，15日到达广州，然后乘车北上赴汉口去找白崇禧。他和李济深谈话后，又看了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给白崇禧的密信，心里很兴奋。信中李任公用了“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及效法“先哲蔡松坡”这样的句子。蔡松坡就是蔡锷，当年曾在云南起兵反袁（世凯）。他揣摩任公的意思是劝白崇禧将广西的军队集中于武汉一带，宣布反蒋起义。他觉得事关重大，任公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和李任公告别后，一面收拾行装和办理一些在港业务结束手续，一面去函给白崇禧，告知白他有要事将要在武汉相见。正在这时，黄绍竑忽然到了香港要找李任公，而李任公已经离港北上。本来大家都是桂系的熟人，黄绍竑表现很失望，但黄并没有告诉他此行来港找李济深的目的。他也不告诉黄关于李写信要他带给白崇禧的事情。

    元月中旬，他得到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他去汉口。他即刻动身离港。这时是数九寒天，乘船在甲板上受了风。在旅途中，感冒渐渐加重；他觉得事情重要，不敢在广州歇养。在车过衡阳的时候，他碰见李任仁从桂林过来，也是转车去汉口，并说是应白崇禧的电召去商量要事的。他知道李任仁在桂系中是以开明著称并接近共产党，因而他相信李任仁是赞同李济深之主张的，所以他悄悄地将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也让李任仁看了。李任仁看了后，感慨地说了一句话：“现在历史已经到了转折性的关头了。”

    在旅途中转来转去，车子停停开开，黄启汉到达汉口已经是元月19日，就住在三元里白崇禧的公馆里。白崇禧一见他，就急切地问：“是李任公叫你来找我的吗？”

    他点头：“李任公嘱我带信也带话给你。”

    他赶忙寻出密藏在大衣里的白绫条子。白崇禧接过来匆匆扫了一眼，喜出望外，说：“我派季宽（即黄绍竑）去香港找任公，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哪知道季宽扑了个空，幸亏你在香港和任公联系上了。”

    白崇禧掂了掂手里的白绫条子，又说：“你记着，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任公这封信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

    他点头称是，没有说出曾让李任仁看过这封信的事。

    白崇禧又问：“任公还有什么话转告？”

    他感冒已很严重，讲起话来带着鼻塞的声音：“任公分析说，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严肃、慎重地考虑。任公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说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白崇禧频频点头，说：“所以我们上个月在这里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敦请蒋介石下野。”

    黄启汉继续说：“任公还讲到，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任公讲，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讲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了一个独立自由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白崇禧说：“任公讲的都很对，自从东北战事失利，继之徐州战况又告急，他早就看出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才向蒋介石发了电报施加压力，要停战谈和；还想请李任公来主持政治，举旗反蒋联共。今天看了任公的密信，又听了你捎来的口信，我们是大有干头的。这件事，你先要保密，你也暂时少抛头露面。”

    白崇禧临走出房门时说：“我看你病得不轻，路上辛苦了。我等会叫医生来给你看病。明天我找李任仁、夏威他们几个人来商量对策，你就不参加了。好好休息一下。”

    第二天，也就是20日夜深了，商量对策的秘密会议开过之后，白崇禧又到他的卧室来，先问：“你的感冒好一点吗？”

    黄启汉说：“吃了药，又休息了一天，好了，退烧了。”

    白崇禧望着他说：“你身体好了的话，有事给你做。”

    他急切地问：“什么事？”

    白崇禧说：“自从我们给蒋发电报，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蒋特别恼火。这一回势必和他闹翻了，而现在我们和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李任公又北上去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必须尽快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我想请你和一位老先生到信阳转赴前方，去和中共接头。第一步先搭上一条线，以后好联络。”

    他问：“我去到中共那边，讲些什么？”

    白崇禧想了想，说：“你只讲我们主张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先彼此联系就是了。到那里以后，看情况，如交通许可，还可以到北方去找周（恩来）和叶（剑英），也顺便找李任公。”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启汉内心也很不平静，在蒋介石即将垮台的形势下，他常常在思索桂系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香港李济深讲的道理和所指的出路，使他看到了光明，十分兴奋，尽管高烧刚退，身体还在恢复之中，他也一口答应接受这个任务。

    次日（21日）上午，头发花白、身穿长衫的湖北民主人士李书城老先生来到三元里白的总部里，由白崇禧介绍与黄启汉认识，并吩咐了参谋长徐祖贻准备车辆和其他事项，打算让两人第二天就动身北上。

    形势又很快有了新变化。当天下午，白崇禧收到了南京发来的宣布蒋介石“引退”并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通电；晚上，白崇禧又收到蒋介石从溪口老家专门打给白的一封电报，说什么“数十年袍泽，同生死，共患难，临去不胜依依”的话。白崇禧看罢蒋的专电，嗤之以鼻，让黄启汉随便拟个复电给蒋，敷衍一番。接着，白在他的办公室又邀请李任仁、李品仙、夏威、刘斐、徐祖贻、韦永成和程思远等七八个桂系核心人物来开会密商，黄启汉也参加了。刘斐是刚刚辞掉国民党军委参谋次长回到湖南家乡，而又被白崇禧邀请到武汉来的。

    白崇禧首先讲话：“我们昨晚刚开会，今天又有了新情况。老蒋终于干不下去，要拿德公作挡箭牌，看样子他还是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实现停战和谈。我们再商量一下做法。”

    李任仁说：“我们既然要跟共产党和谈，毛泽东已经提出八项条件表明态度，并主张华中五省先停止征兵征粮和要释放政治犯。”

    黄启汉注意到白崇禧脸色顿时变了，阴沉下来。

    李任仁继续说：“假如不停止征兵征粮怎能使人相信我们有和平的诚意，不被人以为是在施缓兵之计呢？”

    白崇禧盛气凌人地插话：“和谈尚未开始，怎么能够停止征兵征粮呢？万一谈不成，岂不是误事？！”

    黄启汉是赞同李任仁的意见的，但看到白的态度横蛮，知道再讲也没有用，就不作声了。别人也默不作声。

    过一会，李品仙说：“还是谈谈八项条件吧。第一条首当其冲要惩办战争罪犯，这一条就不能接受。”

    白崇禧说：“惩办战犯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怎么受得了呢？”

    李任仁说：“惩办战犯问题，无非是明确战争责任的问题。讲到个人，只要促成和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就可以从战犯变为功臣。”

    白崇禧听了还是不同意，反驳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讲的，哪个能保证？”

    李任仁又说：“接受了就不是一网打尽了，因为留用者留用，遣散者遣散，组织编遣委员会，委员各占一半，这些对我们是有利的。”

    刘斐也说：“重老（即李任仁）说的还是对的。如果只同意后面七条，不同意第一条，显然会给人看出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战犯之列的关系，这就太不漂亮了。”

    黄启汉这时也忍不住说：“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和谈。”

    夏威、韦永成也说：“形势既然已经如此，看来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大家都基本同意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了，都望着白崇禧。白崇禧坐在书桌前的紫红皮转椅上，两肘支在左右扶手上，双掌撑着前额沉默了好一会。这是大家熟悉的白的在沉思的姿势。大家都不作声。办公室里静谧无声。窗外已经传来了远处的一两声鸡啼，夜已经深了。

    白崇禧缓缓放下双掌，抬起头来说：“好吧，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得同意接受这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了。”说罢，白又语调低缓地问大家：“万一我们的军队在武汉站不住，先退到衡阳，再退入广东或云南，你们看好不好？”

    李任仁说：“不好。最好是先撤退，和中共联络好，请他们来接收，不要等到站不住脚才走。先退到湖南，从株洲斜出江西，沿浙赣路至浙江，截击蒋介石的部队，和中共呼应，形成夹击的形势，这是上策。”

    白崇禧盯了李任仁一眼，从神态上看他对上策不以为然，又问：“中、下策如何？”

    李任仁继续说：“把部队全部退回广西，现在越南还为法军所占领，我们派人和胡志明联络，把部队运入越南，帮他们打退法军，并声明不过问越南政治，不占领越南的土地，胡志明一定感谢我们，这是中策。除此之外都是下策。”

    白崇禧听了，和手下几位大将李品仙、夏威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换了眼光，对李任仁的意见不置可否。

    黄启汉觉得李任仁的意见很好，觉得自己不是军人，既然将领们不吭气，他也就不便作声。

    散会时，黄启汉正要走出办公室，被白崇禧叫住留下，吩咐说：“你帮我写一篇接受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的简短稿。我等会派人连夜送给武汉各报纸在明天见报。另外，我有了新想法。既然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你就不必同李书城先生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我明天派一架飞机送你到南京去见德公，然后从南京直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和更快地找到中共联系。”

    他表示愿意接受任务前往北平。

    决定

    第二天，1月22日，黄启汉想到昨夜白崇禧对于接受与中共和谈的态度十分勉强，想再摸摸白的底，了解一下白究竟对和谈有多大的诚意，还有什么具体打算。他一大早就到白崇禧的办公室去请白再谈一谈。白崇禧说的还是那几句话：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白还对他流露了基本想法，说：“我是最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我派你去北平，还有一个任务就早要找到李任公，请他早日能到武汉来共商大计。我复他一封手书，让你带去。”

    白崇禧当即拿起毛笔来给李济深写了一封复信，表示：“……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抉择。务恳请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

    白崇禧写罢信，又在信笺上端，加注“中共八项条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谈”等字。

    22日下午，黄启汉从汉口坐飞机到达南京。当晚，李宗仁即约他和刘仲华先生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谈话。他已得到消息，刘仲华将同他一起飞去北平执行接头使命。他认识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的刘仲华，据说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一度脱离，在抗战时期就跟李宗仁当参议。

    当他和刘仲华走进李宗仁的书房时，他发现李宗仁显得苍老了许多。李宗仁招呼两人坐下，自己却坐不安席，情绪烦躁，在经过灯罩遮挡的灯光下，显得脸色阴郁，心情沉重。李宗仁向他俩略略讲了一些关于蒋介石决定“引退”，要其“代理”总统的经过。李接着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我已经叫空军派好了飞机，明天就送你俩去北平。现在傅作义将军已经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但是，解放军还没有进城。你们乘这个机会，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表示我们求和的诚意，要求中共停止军事进攻，及早开始和谈。告诉他们，我李某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黄启汉听了信以为真，觉得很兴奋，便告诉了李宗仁关于李济深写给白崇禧的密信及白在汉口讲的话。李宗仁也马上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协助；还吩咐秘书黄雪邨代写了一封给傅作义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编是对的，也要傅支持搞好和谈。

    元月23日下午，黄启汉和刘仲华乘坐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到达北平。飞机在北平城上空盘旋，透过舷窗俯瞰，看见北平城内的古建筑天安门、故宫、北海的白塔、天坛、地坛等都完好无恙，没有毁于战火。城外的飞机场已经不能使用，飞机是在城内被当作机场使用的从东单邮局到南城根的广场上降落。傅作义已派了汽车来接，安排暂住在北京饭店。当晚，傅作义请吃饭，黄启汉把李宗仁的信面交了，并说明了此行的任务。傅作义对李宗仁在信中肯定其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当即露出了笑容说：“傅某在北平之所为，能得到德公的理解和肯定，使我得到安慰与感到高兴。”

    黄启汉也说：“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时，我们也为这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不为战火所损坏而感到高兴。我是觉得傅将军为国民做了一件好事。”

    席间，傅作义答应说：“两位先住下，和中共接头之事，我先帮忙找解放军联系。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西城外的颐和园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它的关键的时刻；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也有它关键的抉择。在一个旧中国的历史即将结束、一个新中国的早晨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黄启汉先生来到和平解放前夕的北平，作出了他人生的重要抉择。住在北京饭店那舒适的房间，倾听着屋外那呼啸的北风，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桂系的队伍，尔后又到海外留学，回来后跟白崇禧作秘书，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了解了各种重大事件的风云内幕，特别是抗战胜利，国民党独裁政权打内战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他内心深处十分痛苦；跟随白崇禧接触到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己任，使他深为敬佩，感到亲切。如今，连他深为崇敬的李济深先生也大义凛然，竖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这次到北平，因抗战的威名而饮誉中华的傅作义将军也毅然作出了重要的抉择，站到人民的一边来接受和平改编。这不能不使他深受触动。他心里热烘烘的，感到血液在沸腾：他也要作出重要的选择。

    元月25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请他和刘仲华吃饭。他得知何思源为和平解放北平而请命奔走，一个星期之前被蒋介石特务在家中设置定时炸弹暗害，举家六口一死五伤，爱女被炸惨死，自己也为炸塌的砖木砸伤，流血不少。特务的迫害暗杀没有将何思源吓倒，反而更加积极地为北平和平解放奔波，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何思源的所作所为，更触动了他，他决心要做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元月27日，中共方面派徐冰进城来到北京饭店，接他和刘仲华去接头。当时，解放军还没有进城，城里还是傅作义的部队正等候改编。街面上的老百姓已经是喜色盈盈。他们乘着一辆小车穿过天安门往西驶去。在西城的关卡口子，傅作义已经安排了一个军官守候，示意让车子出城。车子出城不久就看到了解放军的部队。他发现解放军的士兵一个个情绪饱满，脸膛红亮，挎着锃亮的美式冲锋枪。他还在路旁的一片空地上看见了停着一排装甲车，车体新漆着解放军的红五角星标志。他心头涌上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共已经显然是胜利者，而他俩是代表在战败中的国民党来联系求和的，胜利者会怎么对待呢？

    车子停在颐和园门口。这是围城部队的前线总部。园里穿棉布军装的人来来往往，十分忙碌。这些军人脸上的神情是紧张而兴奋的。

    当晚，徐冰把他俩引到一间房子里。房间里有个中年军人正好刚转过身子来对着门口，他一眼从灯下望见这个中年军人的身影很熟悉：魁壮的身材，穿一身棉军装，腰扎皮带，戴眼镜的脸膛英武聪慧。

    这不就是叶剑英么！

    叶剑英的态度客气，热诚。一点都没有胜利者的盛气凌人。叶剑英主动伸出手来跟他俩握手，用那客家口音普通话朗声说道：

    “欢迎。欢迎你们到来。”

    抗战期间，他跟随白崇禧作秘书，在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多次见过叶剑英。这次见面，叶剑英又是那么客气、和蔼，使他感到分外亲切，喜出望外。

    叶剑英招呼他俩坐下，又说：

    “抗战的时候，我们为了打日本鬼子救国救亡，经常见面；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生，在北平，在这个慈禧太后的花园里又见面了。没有想到吧？！”

    “叶参谋长。”黄启汉还像抗战时期一样，将叶剑英称为参谋长，后来徐冰告诉他，过两天进城，叶剑英就是正式的北平市长了。他首先向叶剑英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叶参谋长，我虽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来的，但我决心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接着，他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他讲过的话以及他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叶剑英转交。叶剑英很耐心地听了他的汇报。他说完时，已将近半夜。当晚，他和刘仲华就住在颐和园里。

    第二天，28日，叶剑英设午宴招待他和刘仲华，席间有徐冰、莫文骅等作陪。叶剑英说：“我们首先欢迎你们两位到我们这边来。我希望我们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古语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为有美国作靠山，就可以横行全国，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现在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战斗，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把蒋军部队的主力歼灭得剩下不多了，这就迫使他又装出要‘和谈’的样子，并退居幕后，让李宗仁出来在台前周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蒋介石玩弄的一切花招，都看得一清二楚，绝不会上他的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全歼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你回去转告李先生，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和平，必须是在八项原则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

    分手的时候，他紧握着叶剑英的手说：“我很感谢叶将军对我的关怀，这次回去以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一定是投靠人民，站在人民这边。”

    当天下午，在徐冰的带领下，穿过关卡，回到傅作义军队控制的北平城里。

    29日上午，在傅作义的安排下，他搭上国民党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复命，刘仲华暂留北平联系。他当天下午飞抵南京后，立即赶到傅厚岗去见李宗仁。李宗仁停下手头的工作，到书房听他汇报。李宗仁很关心地问：“你在北平见到了哪个？”

    他说：“见到了叶剑英。据说，他出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长，即将进城。”

    李宗仁听了很高兴，说：“总算很快搭上关系了！”马上又问：“中共方面什么时候停止进攻？”

    他说：“这个问题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

    李宗仁露出失望的神色。

    他说：“德公，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他接着汇报了叶剑英谈话的内容及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情况，想到蒋介石还掌握实权在幕后操纵，他建议说：“德公，要是全面和谈不成，我们桂系自己该有个打算呀，叶参谋长讲了，中共方面也愿意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摇了摇头说：“现在先力争全面和谈，且不考虑别的。我已经让甘介侯筹备组织一个民间名义的‘上海和平代表团’，让社会名流出面去北平呼吁和平。”

    他问：“这个代表团既然是民间的，又不能代表政府和对方具体谈判，它能起什么作用？”

    李宗仁笑着说：“制造舆论，促进和谈，它还是能起作用的。”

    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在南京住了下来。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李宗仁只是名义的“代总统”，实际上仍是蒋介石说了算。李宗仁自1月21日登台后所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能实行的。例如下令释放政治犯，还特别指令释放被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释放杨虎城，李宗仁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为了释放张学良还委派程思远去台北同陈诚面商。结果都行不通。只是广西和武汉自己放了一批政治犯而已，各处都不动。2月初，行政院长孙科未经李宗仁同意，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他见了，内心十分感慨：李宗仁确是处境尴尬，太狼狈了。

    就在甘介侯搞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启程飞赴北平时，新华社从北平广播出一条电讯，声明人民的北平，绝不允许帝国主义的走狗甘介侯插足。这无异于给甘介侯当头一棒。李宗仁无可奈何，想到了刚从北平回来的黄启汉，要他替代甘介侯，陪代表团的四位老先生去北平。他推辞说：“如果上海和平代表团只是个幌子，此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德公是否另派别人吧。”

    李宗仁说：“还是得你去，因为我还有口信捎给叶剑英。你去了之后就留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

    他接受了任务并到上海准备行程。

    起飞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除了分别访问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诸四位老人外，还特别找黄启汉谈话，要他带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信中表白李要求早日和谈，实现和平的愿望，并介绍四位老人前来请教等。李宗仁还要他口头向叶剑英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实现全面和平，倘有人反对，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的八条为基础，但战犯问题处理，最好留在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4）及早派定代表，商讨和平方案；（5）可提出使蒋介石出国；（6）国际上苏美两国的友谊均需争取。

    李宗仁要他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务必转达勿误。还带了一本机要科编的专用电报密码给他，并抄来了设在代总统官邸的电台呼号，要他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他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李通讯之用。

    2月13日上午，他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龙华机场起飞。这是李宗仁登台后，他作为李的私人代表在不到20天内第二次飞往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