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广西的政治基地被蒋瓦解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陈敦德 本章:第二章 广西的政治基地被蒋瓦解了

    (1947年夏秋之间,北平)

    9、10月金秋,是北平最好的季节。湛蓝湛蓝的晴空,万里无云。香山的红叶也都红遍山了。郭德洁劝李宗仁别老想着竞选副总统的事,出去散一下心,两人去香山赏赏红叶。如今国共交战,影响到了北平,郊区亦时而有中共的游击队活动,因而他出游香山也事先安排了一批扈从卫士。

    岂料这天阴云密布,吃过早餐正要出发,突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已经换了一身墨绿旗袍的郭德洁,颇觉扫兴。李宗仁忽地想起她没看过而非得在雨中才得一睹的奇景来,便说:“莫愁了,今天下雨也好,赏不成红叶我请你去太和殿观赏一项奇景,包你不后悔。”

    抗战胜利消息一传来,李宗仁也接到命令,从汉中行营主任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一年以后又将名称由军委会北平行营改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虽说直辖第十一、十二两个战区,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名义上辖区的一切党、政、军的机构都得听他这个主任的命令行事,权力不可谓不大,可是实际上他手下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也就是由委员长蒋介石直接任命,他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蒋介石虽说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蒋介石的命令不过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一纸虚文。尤其是军统中统在华北的特务,更是骄扬跋扈,不可一世,自称“见官大三级”而为所欲为。尽管行营设在紫禁城里居行堂,富丽堂皇,黄琉璃瓦屋顶熠熠闪光,朱红大墙鲜艳夺目,金漆绘饰的门窗金碧辉煌,不用说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部的庙堂、汉中行营的青砖老屋比不上,就是桂林靖江王府的宫殿亦比之而逊色,到底紫禁城是皇帝住的地方,紫色的禁地。

    虽说这儿宽敞豪华舒适,李宗仁却越住心里越不舒服。回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他和白崇禧都服从民族抗战的大局,离开了已经苦心经营多年、甚有起色的广西,他到了徐州前线带兵,广西的部队亦开赴徐州五战区,白崇禧却到总参谋部任职。他在台儿庄打了胜仗,蒋介石并不怎么高兴。记得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介石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介石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他李宗仁打的罢了。武汉沦陷前,他曾经向蒋介石提出将五战区的部队调到长江以南防守,便于得到广西本土的补给和支援。蒋介石没有同意,要广西的部队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尽管他在老河口驻防,与广西本土联系却不断,也曾回去省亲及奔丧;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他越来越感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渐渐控制了广西,他们行之有效的“三自”、“三寓”政策已经荡然无存,民团的武装也被限令收缴了。最使他疑惑不解的是,1943年冬天已有消息传来,说日军将在湘桂两省有大动作,可是,重庆的总参谋部却没有作相应的重大部署。蒋介石没有把在云贵高原而装备优良的嫡系部队东调参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源源运至西南的美国军事装备也裹藏在贵州的山洞里,湘桂前线的部队使用的还是抗战初期的陈旧武器。因而,在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也就是1944年的湘桂战役的惨败,是怎么也说不过去。有迹象说明,蒋介石不但对在柳州驻防的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放心,而且对一向忠于蒋的薛岳也不放心。薛岳在湖南打过胜仗,声望日高使得蒋介石益发疑忌。湘桂大撤退使桂林、柳州沦陷,待收复时已是一片目不忍睹的废墟。使他感到极不舒服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云贵高原上按兵不动,保存着有生力量而让地方部队在前方英勇拼死。检讨湘桂战事,他越想越寒心。蒋介石派了白崇禧来指挥这场在白家乡进行的注定要失败的战役,真是十分阴险的一箭双雕手法:既使白崇禧在地方上或是在中央都觉得脸上无光,又使桂系的政治中心经白崇禧之手而在日军的炮火下摧毁。抗战胜利没几天,蒋介石派嫡系部将杜聿明在昆明用武力压迫滇军头领龙云来重庆就范。消息传到北平,他在太液池畔悲凉地自叹:桂系已经不需要姓蒋的头痛地去对付了!日本人已经帮了大忙了!蒋介石现在舒服了!

    若干年后,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中美关系的文件中,有一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验证了李宗仁的分析和慨叹。这是谢伟思于1945年3月21日所写,题目是《蒋介石对桂系的处理》,笔者下妨摘引几段:

    桂系的解体,桂系领导人在政治上被巧妙地分开;桂系军队被派到前线作战,但得不到充分的补给,而且远离家乡;而日本人的行动也肯定起了作用。这就是蒋的手段的一面镜子。蒋企图利用这种手段,通过削弱其他一切派系来增进自己的势力——他把这叫做团结。但是,这实际上增加了不团结,而且丧失了进行最有效的作战努力的可能性。

    广西这两位军事领导人中,李宗仁地位高于白崇禧。李被指派率领部队去前方,而地位较低的白崇禧却被授予副参谋长和军训部长的较高职位。

    这一职务不直接统率部队,可是接近“核心”。因此,白大受鼓舞,以为可能真的会飞黄腾达。

    这样,作为桂系顶梁柱的两个领导人,就被分隔开了,而且在他们之间制造了摩擦。打那以后,人们一直不把李、白看作成伙伴了。

    在中国军队中,桂系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是比较好的。他们在台儿庄和徐州战绩辉煌,但自己伤亡也很重。

    这就勾画出了典型的对待地方军队的图像——把他们调离他们的基地,同其他部队掺合在一起,把他们置于由于他们是“外来人”因而不能与之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的居民中间,并且派他们充当对敌作战的突击队。

    在这同时,中央政府控制了广西。它马上取消了行之非常有效的农民自卫队制。这一制度本来是要使每个身体合格的人接受军事训练,而且在抗战开始前不久的反蒋时期,是桂系补充兵力的重要来源。农民自卫队的武器被政府收缴了。

    1944年初,日军对湖南和广西的威胁增加。但是,蒋对李济深和中国最善战的将领之一、第四战区(包括广西)司令长官张发奎心怀疑虑,可是他与李关系密切。蒋甚至对薛岳日益增长的势力和声望也心存疑忌。

    白崇禧被派去收拾烂摊子,完成不可能完成的挽救广西的任务。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因为白的故乡是广西,是一个合适人选,实际上是因为他已投靠重庆阵营,被认为“可靠”。失掉他自己的省份的过失不会促进白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完成的。而且做不了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他的司令部从未予以正式命名,增援部队很少,很慢。

    美国的司令官们对局势之严重都感到吃惊。可是中央政府说它有足够的部队和补给。把装备运给薛岳的努力受到阻挠,虽然时间来得及。当日军的攻势最后威胁到铁路终点站独山的时候,数以万吨计的未用过的装备不得不加以破坏。

    日军进攻广西打破了西南集团,使一部分人从事独立的反蒋游击战争,这种发展使蒋介石更容易采取他的下一步行动。李宗仁失去了政治基地,变得更衰弱了,也没有必要予以安抚了,中国人士说,他不久就会遇到麻烦。

    他们说对了。1945年2月,李宗仁被免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并且被以类似的方式“晋升”为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这个职务权力更大,因为一般认为它意味着管辖好几个战区。实际上,它毫无意义,因为它不直接指挥任何部队,前方军队接受重庆的命令。

    蒋现在可以感到舒服一些了:桂系看来已经完蛋,但是完了么?一个省丢掉了。……

    蒋可以向他自己祝贺说,由于巧妙地瓦解了——日军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进一步推进了“团结”。可是,结局是真正的团结么?

    太和殿内

    李宗仁在北伐后期,到过北平,那时是戎马倥偬,匆匆路过,也没有认真观赏游览。如今战后在北平行营居的是闲职,倒使他不仅有余暇与胡适、齐白石等文人雅士往来,还使他有闲空浏览了北平的名胜,对所住的故宫更是日渐熟悉,也颇知其中情趣了。他近来萌生了竞选副总统的想法,思虑再三,甚为费神,也想出来散散心,去香山不成,他忽地想起趁雨一览太和殿的雨中奇景来。

    太和殿与中和、保和三座大殿,是紫禁城内最重要的一组建筑。它们都依次耸立在“工”字形的汉白玉石台基上,金碧辉煌,端庄华贵,气象万千。尤其是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接受文武百官朝贺的地方,整个台基全由上等精选汉白玉筑成,远远望去,重叠起伏,银堆玉砌,蔚为壮观。台基上所有的栏杆纹饰精美,尤其是望柱头上的浮雕蛟龙,身绕柱头,首昂嘴张,令人称赞。每个台基的外檐还出有一个个螭首,计有1126个,个个张着巨口,瞪着双眼,像是一列列卫士。每个螭首张开的嘴里都打通了一个孔道,连接着基座的每层台面。这天下雨,三大殿四周的雨水即顺着这一个个孔道,从螭首嘴里一层层地排泄下去,流到地面上的暗水沟里。

    李宗仁领着郭德洁站在太和门内,此时雨下得小了,一幅颇为壮观的景象映入眼帘:螭首嘴里流出的雨水似根根不断的白线,雨渐又下大,白线又变成连绵不断的白练。这时,千余只螭首嘴里倾泄的水练,砸落在金砖上,轰轰作鸣,银珠四溅,动听的响声回荡在三大殿上空,压住了周围的一切声音,雨中的大殿显得更加雄伟壮观,气势磅礴。郭德洁看了,赞不绝口,在太和门洞里用手挽着李宗仁穿军装的胳膊,嗔道:“德邻,来北平两年多了,那么好看的景致,怎么就你晓得,我就不晓得?!”

    李宗仁也喜爱地回敬:“你不晓得的事就多了!”

    大雨中身边无人,郭德洁也就更随便地开起玩笑来:“怪不得你来北平住久了,竟然要竞选起副总统来,你还没有当皇帝,就懂得皇帝取乐的板路(门道之意)了!”

    两人在雨中一边赏景,一边讲着桂林官话取乐。李宗仁向夫人辩解说:“这番妙景,是有一次孙连仲来看我,我们两人边说话边游故宫,碰巧下起大雨来,才晓得有这一奇景。”

    一提起那天与孙连仲同游故宫的事,便又触动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心事。孙连仲是他在徐州前线时的部属,孙连仲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台儿庄战役最紧张的关头亲自督战,立下大功,因而两人很熟。抗战胜利后他被委任为保定绥靖主任亦到北平受降,却不准其带那已指挥了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来接收。孙连仲来华北指挥的,全是空运或海运来的中央军;部队长官都是“天子门生”,孙根本指挥不动,因而满腹牢骚。他和孙连仲在一起就在这个门洞观雨景时大大发泄了一番。慨叹地方军一支又一支地被老蒋吃掉了。牢骚太盛不过使他更伤心罢了。那时,他萌发了洁身而退的念头。岂料,蒋介石却又想让他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这已是国共战争的第二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守为攻,打进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来了。在东北战场,国军败北已显,东北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而在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虽然于3月间一度进占延安,连蒋介石也洋洋得意飞去视察,旋而发觉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胡宗南部知中计而退出,对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他辖区内,华北平原大半已落入中共手里,国军只占据少数几个大城市而已。他想,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去东北又有何用?他便向蒋推说有病——胃溃疡要作手术。蒋介石还是劝他赴任,说先让白崇禧代理,他可以先去美国就医。既有此议,他只好准备干,就与白崇禧着手研究东北的军事部署,并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缩短战线的调整方案,蒋介石并没有采纳;从此,他再不愿去东北。为此,蒋介石曾派陈诚数次来北平“促驾”。他竭力推辞不受,蒋介石只好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任东北行辕主任。

    他虽幸免介入东北,但又觉得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他曾在《李宗仁回忆录》里细述了其时的心理活动:“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多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厚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么?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

    这一年,正好由国民政府公布将于明年“行宪”。所谓“行宪”,就是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在李宗仁觉得他进退维谷、处境十分尴尬的情况下,忽而想到参加副总统竞选的事。他自信抗战以来,作风开明,信誉甚佳,参加竞选,不是不可以取胜。幸而获选,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解甲归农,告老还乡。两种前途,均可摆脱在北平的处境。

    这一年的仲夏8月,他在北平与美国杜鲁门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见面晤谈以后,更坚定了竞选副总统的决心。魏德迈曾问他对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李宗仁坦率地告诉魏德迈说,他认为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他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帮助中央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当时美国人因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屡屡失利,已对蒋介石有所不满。魏德迈自己也觉得“国军作战没有一次是因军火缺乏而失败的”,因而认为李宗仁的看法颇有见地。8月24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蒋介石举行的茶会上,宣读了一篇《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还说:“复兴,有赖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北平作了一次调查“旅行”,回到南京后于9月8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特别报告。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而称“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

    于是,李宗仁觉得他出来竞选副总统,正逢其时。

    那天,他与郭德洁在太和殿观雨景回来,觉得不该再犹豫。他想找个人充分商量一下,便叫秘书给程思远发电报,要程立即赴平一谈。程思远自1930年就担任李的政治秘书,深得他的信任。接电之时,程思远正在庐山参加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10月16日,程思远从庐山下来后,从上海飞北平。当晚在居仁堂同李宗仁一起吃饭,两人长谈,程思远为竞选副总统问题同他充分交换了意见。

    程思远说:“根据去年12月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副总统是没有什么权力的,比美国副总统还不如。因为美国副总统还可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且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至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在个人独裁体制下,是决不能参与国家大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公对此感到兴趣?”

    他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

    程思远说:“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他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程思远得知他下了很大决心,不惜孤注一掷,也就不好再行劝阻了。五天后,程思远飞返上海转回南京,带着李宗仁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两封亲笔信。李在信中表达了准备竞选副总统之意,但又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何还听蒋的裁决。另有一封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信,红火漆密封,他嘱咐程思远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

    在将近过了40年后,笔者在京向程思远先生问及此事时,程说:“我估计德公敢参加竞选,很可能取得了司徒雷登的幕后支持。他托我带给傅泾波转司徒雷登的信,我估计很可能与竞选有关。可惜至今也没法搞清楚这封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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