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的叛逃，不啻对周恩来是个打击，对所有起义军的领袖以至部队的士气都是重创。一个整师，起义军四分之一的实力啊。

    已经有人意识到撤离得太匆忙：要是晚走几天，也许卢德铭的中央警卫团、武汉军校的警卫团、第六军的两个团、二十六师一个团、十二师一个团、第二方面军的宪兵营、炮兵营、教导营，以及毛泽东带领的水口工人武装、平、浏义勇军编成的一个团、湖北鄂南农军编成的一个师都会赶到；这些人加在一起，与原先的起义部队人数差不多，就是说起义军总人数将扩至5万多。同时，起义军的领袖们也许会有时间对起义队伍中的不纯成分进行甄别，撤换一些团营干部；做些深入一点的动员，也许、也许——就像起义军蹚过河川时搅起的泥沙，只在全部人马过后，沉淀良久，才能清澈见底，分出鱼龙。

    周恩来为此自责起来：“这件事完全是我的大意造成的，我要负完全责任。我要向革命委员会请求处分，引咎辞职 ”

    谭平山过来，插在周恩来和张国焘中间。三人行，两个“大胡子”，只是谭平山的胡子中已有了闪闪白光。他安慰周恩来：“事情已经这样了，捆绑不成夫妻，我们拉他也拉不住。好在他蔡廷锴的行踪不像要反过来打我们。他走他的好了，走了也干净！”

    周恩来颇为伤感：“这样一来，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

    张国焘脚已肿了，心绪不宁：“我们太相信蔡廷错了。”他背着手，回想着事情的起因：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一直到8月1日才赶到，是由周恩来、叶挺和他张国焘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为没有参与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张国焘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说话。

    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身份，从旁向他说：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

    但张国焘听到周恩来自责的话，便把满腹牢骚咽下，换了一种说法：“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正像谭主席说的，他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为敌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关地干下去吧。”

    周恩来让到路边，看着队伍从面前走过：贺龙和叶挺的两支部队同走一路，各自都排成一路纵队前进，因为只有这种队形才能通过华南的崎岖小路。队伍越拉越长，前后有一里路。周恩来担心这种队形难以调遣和指挥，万一遇上敌人，要组成战斗队形更为困难。道路稍宽一些的地方，可以2至3人并排行走，但是战士们却不善于按这样的队形行进，总是走成一路。而且走上5里10里，道路又变窄了，俩人难以并行。

    叶挺过来了，他平时不爱说话，此时就更沉默不语了。

    他不说话，周恩来也了解他的心思：“你也不必太难过。要说责任多数在我，我没有重视同志们的警告，总觉给予信任才对，结果酿成后患。”

    叶挺抬头看看太阳，又低头唉了一声。

    周恩来：“你现在抓紧时间，把十一军所有的师、团长筛选一遍。不可靠分子，要调整，再也不能发生此类事情了。”

    当天，十一军就撤换了两个团长。

    天上是大太阳，可周恩来脸上已间或阴云。已经出现的坏消息让他心焦；未来，他也感到不会轻松，他习惯按中央指示办事，可这会儿中央的实际领导也不知在哪里，他渴望得到及时的指导，可没有。走过的，是曲曲折折的路；前面的，还是坎坎坷坷的路。

    8月7日，主力到达抚州。

    抚州就是临川。是坐落在抚河边上的一座古城，出过王安石那样的大政治家；但人口不多，只有二三万。

    朱德先前奉命剿匪就在此地。他带领先遣队到了，为大部队号了房，安排宿营地。抚州的中共县委做了许多工作，设了茶水站，宣传队，运输队，号召党团员随军南征。但朱德的心情也不好。因为他带的所谓第九军，许多人都是当地招兵扩充来的，常常被各部抽去带路，出公差。其他向他要物要粮要运输队的也不少，手下的三四百人哪够分配？他是个能吃苦的人，这些困难他只对刚刚到来的周恩来说。他总把他的入党介绍人看做是“领导”。他向周恩来“诉苦”时也不掩饰他的愁眉不展，他希望周恩来给他补充些人。

    周恩来告诉他，这一路，虽然只走了3天，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力量，哪里还能补充什么兵，刘伯承也送来了报告：“据统计，逃跑和病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另外子弹丢了几乎一半，迫击炮几乎全丢光了。二十军的大炮也丢了。路上也有个别违纪乱拉夫乱放枪的。听说还有捉老百姓家鸡的。”

    坐在石头上歇着的贺龙，磕磕烟斗，用嘴吹吹，接过话茬：“我已经命令把他枪毙了。”

    这里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第六团有个司务长，半夜追老百姓的鸡，撵得咯咯乱叫，老乡就在后面喊。鸡飞进一个院子里，那个司务长就追进院 子，正要捉鸡，屋里走出一个人来，喝令他不许捉。司务长不听，反问：“你是哪一部分的？敢管老子的闲事！”屋里出来的人说：“我是总指挥！”捉鸡的人这下慌了，夺门就逃。跟着鸡过来的老乡直哭：“老总，你可要为民做主啊！”这一哭加上司务长的无理，可把贺龙气炸了，他喝令警卫员：“把他送交军法处，枪毙！”此事在老乡中传开了。也在部队中传开了。

    经贺龙自己一说，看来并非虚构。只是情节中不见得只是一只鸡，或者正被贺龙碰上。

    周恩来请刘伯承召集参谋团开个会。周逸群对走小路暴露的弊病仍是满肚子不快，他让贺龙带去自己的意见：“走这个鬼路，连个民夫都找不到，一个肩膀扛枪，一个扛粮，还怎么打仗？还是走大路吧！”

    但会上贺龙并没多说困难。几经磨难的他，对这些困难并不十分看重。他怕的是约束不住他的部队，再次出现捉鸡一类的事件。因为即使他当初做 “山大王”时，也有个最朴素的宗旨就是铲富济贫、为穷人打抱不平，他最恨的就是敲老百姓竹杠，谁动了老乡的“一鸡一兔”，真不亚于“老虎头上动土”，他决不会客气。

    说得多的是李立三，嗓门又大：“不行不行，这么走下去还了得？天太热，士兵的负担太重，拖也把人拖垮了。”

    叶挺也担心：“补给上不来。吃不上饭，有时连水也喝不上。有的士兵就在路边水沟舀水喝，结果拉肚子，发高烧，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谭平山补充：“反动派的宣传太厉害，说我们是共产共妻，吓得老百姓望风而逃！”

    周恩来：“如果沿途都能像临川的人民这样热心就好了，关键是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宣传工作。”

    张国焘已抓紧时间在烫脚，似乎疲劳已减轻许多，他的牢骚更大：“这个赣东地区，我们的地方工作太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早已奉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这些老百姓都怕兵灾，藏的藏，躲的躲，还找谁做工作？还建立什么新政权？军纪自然也随之堕落下来，再这么走下去，困难会逐日增加。”

    李立三还是比较乐观：“你不要怕走路。离广东越来越近，有了接应的就好了。”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一眼李立三。那意思好像是说，我要是像你那么一根瘦竹竿似的，也不会怕走路，你不也叫嚷天太热，负担太重吗？！

    周恩来听着发言，又与刘伯承研究起摊在俩人膝盖上的地图，寻找着抚州周围的村落。这一天正是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