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付杰付明喜 本章: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

    为促使国民政府尽快崩溃,日本军队也加紧了军事上的行动。他们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

    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应。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人的庞大兵力,付出了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限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在世界的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略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遥相呼应。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随着日本侵华新方针的确立,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国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以之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逐渐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的决定,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办公。1938年6月开始,由于武汉岌岌可危,驻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又奉命撤退移驻重庆。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结束。重庆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相继迁入重庆。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0年统计,内迁民营工厂共计448家,其中迁入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迁入工厂不仅数量多、门类较齐,而且规模大、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同时,兵工署第1、第2、第10、第21、第25、第30、第40、第50等工厂也相继迁入重庆,到1940年底,在兵工署直辖的17家兵工企业中,驻扎重庆的就有11家,重庆已成为战时中国的兵器工业中心。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当时中国的首都重庆进行“航空进攻作战”,开始了长达五年半惨绝人寰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总计实施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00余架次,投放了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炸伤市民24万多人。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第一次依靠空军实施战略轰炸,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重庆大轰炸历史之长、为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1938年12月26日,日军第六十、第九十八两个轰炸机队从汉口出发轰炸重庆,这是连续大轰炸重庆的开始。到1939年1月10日,通过三次试探性轰炸后,日军清楚地看出“重庆的防空态势尚未完备”,于是便开始大规模的轰炸。

    1939年5月3日下午,日机20多架由东北方飞入市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重庆最繁华的陕西路和商业场小什字一带的21条街中,有19条几乎被炸成废墟,房屋店铺熊熊燃烧,市民残缺的尸体到处都是。小什字岗亭的一个交通警正在指挥车辆,一颗炸弹落下,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太平桥下堆满了妇女儿童的尸首。中山公园的电杆上、树枝上挂着断肢残肉,楼亭残壁上溅满了斑斑血迹。长江沿岸二里长的贫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火借风势向南延烧。南区繁盛路一带落下无数枚燃烧弹,火舌吞噬着一个接一个的商店和民房,被炸断手炸破头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挣扎惨叫,令人目不忍视。

    1939年5月4日下午5时左右,日机又来轰炸,而且比前一天的轰炸更为惨烈。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许多高楼大厦变成瓦砾一堆,37家私人银行,有24家被毁,无数家铺面和民房烈焰冲天,烟尘蔽日。市民的伤亡惨重,从砖石堆中挖掘出来的死难同胞,有的头颅被压扁,有的四肢被炸断。晚上,重庆全市断水断电,在漆黑的夜幕下,除了受灾地区的火光烈焰以外,许多街巷的瓦砾堆边都闪烁着祭悼亡灵的香头烛光。<strike>http://rike>

    在这两天的大轰炸中,重庆总计有1/3的房屋被毁,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仅5月4日一次轰炸,死伤人数就达数千人。

    1940年5月20日,日军70架飞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开始空前野蛮、大规模的轰炸,炸弹和燃烧弹雨点般地落下。霎时间,整个市区被黑烟烈焰所笼罩,成了一片火海。市内自来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使救火工作无法进行。大火蔓延,连续烧了七八天。经过这次轰炸,半个山城被毁灭。这次轰炸后的第八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被炸,教务长孙寒冰等九名师生被炸死;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毁;法国人开办的直元堂圣母院及其附设的难民收容所也遭到轰炸,被炸死烧死的难民达100多人。

    1940年8月19日,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不间断的疲劳轰炸,力图在心理上摧垮中国人民的斗志。到月底,对重庆市区的轰炸就达37次之多,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下炸弹10021枚、计140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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