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

    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红军告别了根据地的群众、告别了亲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队伍中，有一个来自陕北的叫贾拓夫的人，他1912年出生于陕北神木县，16岁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西安市团委书记、陕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他先后组织和参与了蒲城兵变、陕南武装斗争、建立红二十九军等活动。陕西省委遭破坏后，贾拓夫先后到中共北方局、上海局汇报工作，辗转来到了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担任了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他是来自于陕北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

    当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处于被敌人一网打尽的窘境。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朝西前进，一举夺取了贵州黎平县城。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二次确定落脚点。

    1935年1月3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了黔北遵义城。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又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军事主义的领导，取消原先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取消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军事上由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将中华苏维埃共和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保证了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根据军事形势，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三次确定落脚点。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行进到“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讨论了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同时作出了撤销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留任中央常委的决定。

    在国民党大军疯狂的围追堵截中，能实现，中央遂决定转战川滇黔落脚，定的落脚点。几番努力，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难建立新的苏区。这是党中央第四次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川康的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取得甘肃南部，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五次确定落脚点。这时候，张国焘拥兵自重，不同意中央主张，导致落脚川陕甘的计划被迫取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手后，继续北上，穿越危机四伏的松潘大草地，禽野菜，嚼草根，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入甘肃迭部县。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将中央红军各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北上，以游击战经甘东北和陕北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党中央第六次确定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