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成了普遍的规律：“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无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
这“二遍苦”，比一九五七年更苦：批斗，抄家，蹲“牛棚”，进劳改队，“扫地出门”回原籍……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有了新的称谓：
已经摘帽的，称之“摘帽右派”；
未划“右派”的（即当年的“中间偏右”），称之“漏网右派”；
未摘帽的，称之“老右派”。
这些“摘帽右派”、“漏网右派”和“老右派”一样，统统算作“右派”，统统算作阶级敌人——“五类分子”！
细细考证起来，这“五类分子”一词，最初始于“四类分子”一词。
细细考证起来，这“四类分子”一词，最初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
“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这“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
“五类分子”的提法，见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
“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
由“四类分子”增至“五类分子”，是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最初是在农村进行。农村在一九五七年没有划过“右派分子”，所以只提“地、富、反、坏”。后来，在城市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增加了“右”，变成“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
本来，毛泽东并不把“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并列的，还是加以区别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曾说：
“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①
毛泽东又说：
“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②
可是，在“四清”中，毛泽东把“右派”列入“五类分子”之末，也就是把“右派”跟“地、富、反、坏”等同起来了。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受到比“地、富、反、坏”更为猛烈的批判，是因为“文革”实际上是“反右派运动”的继续，或者说是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内中就反复强调了“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那些“死老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却是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因为这样，“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多处提及了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比如，第五条中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地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第七条中指出：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显而易见，这里提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一批新“右派”。因为一九五七年的“老右派”，早已自顾不暇，那里还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
在第八条《干部问题》中，写得更明白：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这样，“文革”也就成了揭露干部队伍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革命”。
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头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确实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九五七年主要是整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虽然也涉及党内“右派”），而这一回的重点则是整党内的“右派分子”，尤其是党内当权的“右派分子”。
“反右派运动”清除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文革”则着力于清除党内的“右派”。
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向“左”转的转折点，那么，“文革”就是中国向“左”的“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就不会有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七八年来一次！
请读一下毛泽东在“文革”伊始，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①
这里，毛泽东把“文革”的使命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的就是毛泽东这封信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
毛泽东在这封给江青的信中，还这样详细论述了一旦“右派当权”的形势：
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
《十六条》中所提出的“文革”的任务是“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那些干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实也就是根据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的精神写的。后来毛泽东考虑到这“右派分子”一词会与原先的那些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混同，于是改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词，虽说两者的含义是一样的。
在“文革”中，揭发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论其数量还是级别，都远远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不仅在一九五七年曾积极投身于“反右派运动”中的吴晗、老舍等等成为批斗对象，就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成了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最大的“右派”。
毛泽东曾说，他实行“剥笋政策”。在一九五七年，他剥去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在“文革”中，则剥去中共党内的“右派”。他还不满足，还要七八年剥一次。他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离世，也无法七八年再“横扫”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