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运动”中，在“反温情”声中，揭发出来的最大的“党内右派”，要算是浙江的沙文汉了。
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常委。除了沙文汉之外，在浙江同时被揭发出来的“党内右派”还有：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
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
沙文汉的妻子、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修良，也被打成“右派”，成了一对“党内右派夫妻”。
笔者在一九五七年秋进入北京大学时，同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学，叫沙尚之。她沉默寡言，脸上几乎看不到笑容，而成绩却很优秀。后来，我才知道，她便是沙文汉之女。她算是不幸中有幸，她在报考北京大学时，父母都还没有出事。倘若晚一两个月，她成了“右派子女”，那恐怕就和北京大学无缘了！
沙文汉，一个资深的中共党员。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年仅十八岁，便加入中共，比丁玲、比冯雪峰都早。
沙文汉是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人氏，父亲是务农的中医，三十九岁那年撒下五个儿子离世。这样，沙氏五兄弟在寡母的抚养下，在艰难中长大。
沙文汉排行第三。长兄沙孟海，原名沙文翰，以书法见长，他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多年。蒋介石欲修家谱，也曾要他主笔。他甚至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虽说沙孟海在“曹营”做事，却在暗中接济他的弟弟们——这些弟弟，全都站到了中共的红旗之下。
老二沙文求，和沙文汉同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沙文求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在中共发动广州起义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少先队总队长。在起义失败后被捕，于一九二八年被杀于广州黄花岗，年仅二十四岁。
老四沙文威，后来改名史永，也是中共党员，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出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老五于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在延安整风审干中，被误为“特务”，精神失常而死。
沙文汉本名沙文舒，做地下工作时化名张登，解放后才用沙文汉这名字。他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冯雪峰出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时，沙文汉便是宣传部部长。
在初版本出版之后，我接到我的朋友孙恒志的电话，说是正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陈修良希望约我一谈。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我在华东医院见到了八十九岁高龄的陈修良。她的记忆力很不错，身体也还好，一口气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她买到一书，读后感慨万千。一买到此书，就先读了关于沙文汉的一节。她说，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经将近四十年，这本书第一次详细地写了此事，她特别高兴。
陈修良，生于一九零七年，也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她便已经成为宁波的学生运动领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在莫斯科留学时，与杨尚昆、陈伯达是同学。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她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
陈修良对笔者说，在她的一生中，两回当“右派”。头一回是在苏联，她因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则在一九五七年。
陈修良说，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是由于她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陈修良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浙江农村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那时，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所以，老百姓都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她以为，“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陈修良遭到了批判，称她“五毒俱全”。这位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甚至被戏称为“牛克思”。这“牛克思”有两层含意：一是说她非“马克思主义者”；二是贬斥这位宣传部部长只会吹“牛”。
陈修良说，她是中共多年的老干部，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人”。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把她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却硬要把她和沙文汉扯在一起，说她是沙文汉进行“反党活动”的“先锋”。
后来，陈修良才明白，把她打成“右派分子”，是为了打沙文汉的“外围”。
终于，浙江省“反右派运动”的火力集中到沙文汉身上。
对于沙文汉的批判，最初也从批判他一九五六年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开始。陈修良把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秘书处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沙文汉同志的发言》交给笔者。她说，这份发言是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
作为浙江省的省长，沙文汉在发言中强调了不能以党代政。沙文汉说：
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的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
沙文汉建议：
统一党内对政权机关职能、工作的认识，包括政权机关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衡统一领导组织，是否就是闹独立闹分散，妨碍党委工作等等在内，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沙文汉以为：
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各能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沙文汉还就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的确，我们党内民主是太少了，由于缺少这个宝贵的要素，这就使我们党内上下之间和同志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应有的隔阂，压抑了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损害了群众路线的原则，使集体智慧不能很好发挥。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工作上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沙文汉还说：
我们过去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实际上不承认集体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的高于我们自己的水平，就是没有把健全党的生活，发扬党内民主看作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重要关键。同志们对前届省委的各种各样的批评以及对将来省委的要求，都归结到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反对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这是完全正确的。
沙文汉的这一发言，被扣上两顶大帽子：反对以党代政，被说成“篡党夺权”；
加强党内民主，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也真巧，陈修良在大会上所说的“圆印子”、“方印子”，也是关于不能“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陈修良也就被列为沙文汉“反党集团”的成员。
笔者问陈修良，沙文汉被划入“右”册，是否与一九五五年的“潘汉年事件”有关？
陈修良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沙文汉和潘汉年有着诸多工作上的联系。潘汉年在一九五五年被诬为“内奸”，也就牵连到沙文汉。当时，有人曾说，不仅有“上海的潘汉年”，而且还有“浙江的潘汉年”。不言而喻，这“浙江的潘汉年”，指的就是沙文汉。虽说沙文汉当时还在做浙江省省长，但是已被打上个问号。
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抓住他的一些言论，趁“反右派运动”之机，把他打成了“右派”——虽说在打成“右派分子”时，只是批判沙文汉的“右派言论”，并没有提“浙江的潘汉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是浙江党组织内一场两条道路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全省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议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沙、杨两人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杨思一同李士豪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方掩饰李士豪的反动面貌。在反右派斗争中，沙文汉、杨思一两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包庇宋云彬和李士豪，破坏反右派斗争，并且在事后还多方掩饰，拒不交代。会上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杨思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们就结合在一起，恶毒地向党进攻。沙文汉在那次大会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并且支持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杨思一除了积极支持沙文汉的反动的政权观点以外，还捏造事实，恶毒地否定全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歪曲党内生活真相，自吹一贯正确，冒充群众代表攻击党的领导。在肃反运动中，沙、杨两人对党的肃反政策也心怀不满，杨思一并污蔑肃反五人小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代表们还一致指出，杨思一几年来一贯坚持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立场，在党内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甚至发展到在省委常委内部划圈圈，处心积虑地制造党的分裂……
陈修良和沙文汉被先后打成“右派分子”，一直瞒着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独生女沙尚之。他们怕十八岁的女儿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批判陈修良、沙文汉的文章，沙尚之这才终于得知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悲剧。
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下放”到浙江嘉兴农村当农民。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算挂了个“浙江省政协委员”的空衔。他在万分郁闷之中，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写出《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汉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汉死于肺气肿，年仅五十五岁！
陈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汉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平反，在一九八二年，沙文汉在地下工作中的贡献也得到了充分的表彰。他晚年所写的《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