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青的寓言诗被打成《草木篇》式的“毒草”，不禁令人记起流沙河。

    如前所述，《草木篇》是在一九五七年初被“揭露”，后来在大鸣大放中又“翻案”了。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四川日报》上，还可以读到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联座谈会上的“翻案”发言：

    “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

    三天之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有着年初对于《草木篇》的一连串批判，又有几天前流沙河等的“反击”，不言而喻，《草木篇》成了四川文艺界大批判的头号目标。

    批判的浪潮，迅即从四川推向全国。北京各报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大毒草”《草木篇》。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点了“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名。内中，除了“臭名昭着”的流沙河之外，还有站在这个“反党集团”背后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即张默生教授。为《草木篇》说过公道话的人，也一个个被点名：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说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花”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

    从此，《草木篇》成为闻名全国的“大毒草”。

    随着《草木篇》被打成“毒草”，流沙河也就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共青团团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他曾六年拉大锯，六年钉包装木箱……

    在“文革”中，在一九七五年，流沙河虽然早已是“死老虎”，那“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仍不放过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姚文元就狠批过《草木篇》，此时要搞所谓的“再批判”。诚如流沙河所言：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真正黑云乱翻之际，他（引者注：指姚文元）又打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哪里是跟我这个“死老虎”过意不去，他那时候明明是想搞一场《草木篇》再批判，并以此为由头，再一次大残大害良心未泯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而已！①

    流沙河虽历尽劫难，却仍像艾青那般幽默。

    他对我说：“我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下午三时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时被宣布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屈指算来，我戴帽二十年还差六小时！”①

    他又风趣地跟我谈起《草木篇》。他说，把《草木篇》定为“大毒草”当然不对，关于有些人把《草木篇》说成如何如何优秀也言过其实。他以为迄今对《草木篇》作出最正确评价的，是他的儿子！

    儿子从一九六七年出生，就泡在《草木篇》的苦水里。儿子稍知世事，便听人说，父亲乃是写了“大毒草”《草木篇》的“大右派”。这样，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那《草木篇》可谓“如雷贯耳”。儿子识了几个字，就想看一看《草木篇》，可是一直无缘见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岁的他在家中翻看旧书时，终于见到了那梦寐以求的《草木篇》！他屏息敛气读毕，结果大失所望。他对流沙河说：“那有什么？！我本来以为《草木篇》一定好厉害！”

    《草木篇》后来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流沙河这样写道：

    二十年后，左家庄的兵马被打败了……已成为历史的那一炷炷烽烟，总算不再有毒，被说成是什么“重放的鲜花”。

    鲜不鲜，很难说。说它们是花，我看不太像。无论如何，我写的那一篇，看来看去，既不悦目，闻来闻去，也不悦鼻，没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火，它是烟，它是狼粪的点燃，绝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园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娱而忘忧，只会使人思而忘嬉。②

    这可以说是流沙河自评《草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