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一公案，盘根错节，内幕甚深。笔者注意到在一九九三年，李之琏终于说话了。
李之琏，《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的报导中，就已提到他：“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李之琏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从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后来，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李之琏深知内幕，是因为他当年是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一公案的负责人之一。
李之琏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文艺界不熟悉。他只见过丁玲一面，而对陈企霞则不认识。不过，也正因为他有组织部的工作经验，又与丁、陈毫无瓜葛，所以他也就成了处理这一公案的很合适的人选。
李之琏在回首这一公案的全过程时，以为这一公案成为冤案，其原因不光是由于“左”。李之琏说：
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①
李之琏所说的那个“以个人好恶认定是非”的“主持人”，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这一公案的发生，是在李之琏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久……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那篇报导，便把“斗争”追溯到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的斗争，是从三封匿名信开始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陈企霞写了三封匿名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污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作协党组织，要求推翻对《文艺报》的检查结论。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展以后，对《文艺报》的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投降和对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贵族老爷式态度的错误。作协党的组织并针对陈企霞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给他以党纪处分。陈企霞在匿名信里捏造了事实，说检查《文艺报》是“打击压制”，“假公济私”。他诬蔑作协的党组织“摧残民主”、“无中生有”。尽管许多人指出匿名信有很大可能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仍矢口否认……
报导又说：
一九五五年的党组会从追查匿名信进而揭露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活动。会上揭露了丁玲长期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党情绪，这种思想情绪有它的历史根源。一九三三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以后，曾经在南京变节，这件事她曾长期对党隐瞒。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曾经发表了她自己写的，和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这些文章旋即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
这就是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是从一九五五年追查匿名信开始“揭露”的。而那匿名信又是种种原因引出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支持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了《文艺报》，而陈企霞不服这批评导致了受到党纪处分；
在肃反运动中，又由于丁玲曾被捕三年，陈企霞曾两次被捕，而且有着“托派”嫌疑，遭到了审查……
于是，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周扬和丁玲、陈企霞积怨甚深，力主把丁、陈打成“反党小集团”。九月三十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把《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这一报告，就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
那报告虽说丁玲、陈企霞组成“反党小集团”，可是，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反党”的证据，却着重于他们的历史问题，即丁玲有着“自首、叛变”行为。而陈企霞和“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李又然则有着“托派嫌疑”。
其实，丁玲的被捕问题，早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就已经在延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过审查。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陈云、李富春亲自审定和签署的丁玲历史结论通知丁玲，认为她“仍然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①
可是，周扬坚持要对丁玲的历史问题重新审查，而且要写成“有变节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于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历史问题，也要写成“托派嫌疑”。
于是，陈企霞和李又然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
公安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否定了陈企霞和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深知其中的根源，作了指示：
“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①
丁玲为自己写了申辩材料，经过调查组调查、核实，一些问题逐渐得以澄清。李之琏举了几个例子：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一九五三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②
这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又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就在这时，遇上大鸣大放。自然，错误地处理丁、陈，成了文艺界鸣放的热点。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作了自我检查：
“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
于是，天平朝丁玲倾斜。
可是，才过了两天，天平就剧烈地晃动了——六月八日，随着《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丁玲的那些申辩材料，被说成了“翻案”。丁玲的历史问题，这时像变戏法似的，改成了：
“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这么一来，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丁陈反党集团”成了文艺界万炮齐轰的首要目标。
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经过揭发，包括七个人，即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内中陈明为丁玲丈夫。
以至李之琏，由于实事求是地坚持调查结果，不同意周扬意见，居然也被划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虽说当年为丁玲写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诗句，在一九五七年也支持把丁玲打成“右派”。
一九五八年，当《文艺报》要发表对丁玲的《在医院中》、王实味的等的批判文章时，毛泽东在一月十九日为《文艺报》写了按语：
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发表了丁玲的。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事情。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周扬成了胜利者。
周扬大胜，写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此后，“文革”开场，却又是姚文元大胜，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发表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此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戴到了姚文元头上。丁玲、陈企霞和周扬都从苦难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丁玲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终年八十二岁。她的遗体上裹着红缎，上书鲜黄色的“丁玲不死”四个大字。
陈企霞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死于肺癌，终年七十四岁。悼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