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成了“章罗联盟”的“谋士”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吴景超成了“章罗联盟”的“谋士”

    “六教授”之一的吴景超,也中弹累累,成为大批判的靶子。

    在种种批判文章之中,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最为入骨三分。

    此文一开头,就咄咄逼人:

    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

    我们知道,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是:首先,趁党整风的时机,借“批评”、“监督”、“争鸣”之名,在科学文教界到处放火,煽动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其次,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贩中去,使上了街的学生与市民结合起来,造成混乱的局面;最后,打着“收拾残局”的幌子,粉墨登场,妄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狠毒的战略计划,虽是最近才全盘暴露出来,但早在大“放”大“鸣”之前,章罗联盟的成员已千方百计在为实现它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吴景超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

    文章接着描画吴景超的“谋士”形象:

    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总之,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中央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很自然,要“揭露”吴景超,不能不提及“六六六”事件:

    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这个会是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势与右派的任务”的会议。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最后,许征帆概括了吴景超“罪恶活动”的三大特点:

    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

    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

    第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

    吴景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九零一年,他出生在安徽歙县乃胡适的同乡。

    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攻读社会学,获博士学位。

    此后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及清华大学任社会系主任、教授。

    他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吴景超作为社会学家,颇具真知灼见。早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

    “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

    紧接着,他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另一重要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博士,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在没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我在这篇短文中,只想对于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

    不料,在“反右派运动”中,吴景超的这两篇闪耀着真知光芒的论文,都被打成了“大毒草”。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吴景超一下子就被划入“极右分子”的名单。

    其实,如今重读吴景超先生的“右派言论”,就会为他的真理性见解而扼腕惊叹!吴景超曾这样激烈地抨击了教条主义。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上说:

    “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

    “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并没有去搜集有关美国、英国的大量事实来进行分析,而只知道背诵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所提出来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使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欧洲大战那个阶段。”

    他最后深恶痛绝地指出:“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开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

    吴景超还在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设》杂志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这在五十年代,是很“超前”的见解:

    “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景超的这些“右派”言论,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深刻。他不幸地遭到挞伐。历史学家范文澜甚至称他是“国家放火犯”——因为他到处“煽风点火”!

    吴景超划入“右册”之后,备受煎熬,而在“文革”中又雪上加霜,终于在苦风凄雨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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