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委屈求全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委屈求全

    在罗隆基陷入“大批判”的火力网之中的时候,浦熙修这位“能干的女将”也成了醒目的目标。

    浦熙修,人称“浦二姐”。她的父亲浦友梧,是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氏。由于浦友梧后来供职于北京的北洋政府交通部,便于一九一七年举家北上①。

    浦友梧娶妻黄氏,生三女一子:浦洁修,浦熙修,浦安修,浦通修。浦熙修排行第二,故有“浦二姐”之称。

    浦氏三姐妹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浦大姐浦洁修,留学德国,走上化学研究之路。她的丈夫杜春宴也是化学家。

    浦二姐浦熙修,初学丹青,后学中文,走上记者之路。她最初和中学教师袁子英结婚,生一子一女。她在一九四七年和袁离婚。

    浦三姐浦安修,加入中共,走上红色之路。她在延安认识了彭德怀,结为伉俪。

    弟弟浦通修也来到延安,走上红色之路。

    浦熙修在一九三九年成为重庆《新民报》记者。她富有正义感,笔锋泼辣,成为重庆着名的左派女记者。

    一桩小事,充分显示了浦熙修的敏锐、机智和勇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了香港。顿时,大批“高等华人”争购飞机票,逃往大后方重庆。浦熙修在重庆机场采访,见到孔祥熙之妻宋霭龄款款走下飞机,手中抱着一支狗,身后跟着一群狗。然而,她又注意到,当时已经“下野”了的王云五,在机场一角眼巴巴地望着飞机,未曾接着他的夫人。于是,浦熙修发了宋蔼龄的狗坐上飞机以及王云五的夫人未曾坐上飞机的两条消息。送审时,两条消息各归各,检查官未加注意。等到两条消息一起见报,顿时便轰动了山城重庆!

    浦熙修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跟周恩来、邓颖超很熟。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对她说:“你是我们的亲戚。”①

    也就在重庆,浦熙修结识了罗隆基。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浦熙修竟立下雄心,在为时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政协代表写一篇专访。须知,这三十八人,都是党政要人、名人、忙人,有的不易见,有的不愿谈。她却说得出,做得到。既采写了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也采写了国民党的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还采写了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当她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时,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人越谈越投机,彼此产生了倾慕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九四六年四月,浦熙修随《新民报》社一起迁往南京。

    浦熙修不断报导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血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当她正在写《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国民党特务将她逮捕入狱。

    直至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向中共求和,这才被迫释放政治犯,浦熙修获释。

    对此,费孝通曾作如下回忆:

    她是个勇敢刚强的人。我们曾经一起访问过南京。这里曾是她的战场,投向国民党反动派最及时和最猛烈的匕首。也因此,她没有逃脱入狱的厄运。我们曾一同去参观还保留下来的那个牢狱。她曾详细地告诉我,怎样半夜里听到战友被提出去拷问,睁着眼,竖着耳等候,天明还不见回来。她是有名有姓的告诉我这些英雄故事,可惜今天我已无法追忆,我只记得她是在南京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先烈进行大屠杀的前一刻被营救出来的极少数中的一个。她顶住过反动派的严刑威胁,她顶住过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她也顶住了乌云压城时莫须有的罪名。她不是个软弱的女性。只有善良的人才真正是坚强的人。①

    一九四九年六月,浦熙修和罗隆基等一起从上海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浦熙修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浦熙修的名字很熟悉,当即说:“你就是坐班房的记者。”②

    受徐铸成之邀,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在北京灯市口西口朝阳胡同。

    也真巧,罗隆基到北京后,最初借住在北京饭店,后来被周恩来安排住在王府井大街一条名叫“乃兹府”的胡同十二号。这里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不过一箭之遥。

    罗隆基的住处,是一个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罗隆基无妻无子女,独自住这么大的房子。政务院给罗隆基配备了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不过,这些工作人员,除警卫外,大都白天来上班,晚上回家。

    这时的浦熙修,早已离婚,单身住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浦熙修和罗隆基在重庆时就很谈得来,这时过从甚密,以至公开同居。他俩甚至在许多公众场合同进同出。他俩同为社会名人,这样同进同出,自然非常引人注目,流言蜚语袭向他俩。可是,他俩从不把这些流言蜚语放在眼里。罗隆基毫不隐晦,称浦熙修是他“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

    “反右派”打响以来,罗隆基和浦熙修同遭挞伐,而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把罗隆基和浦熙修联系在一起,成了所谓“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就在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的当天——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浦熙修就遭到了激烈的批判。翌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如下报导:

    《浦熙修仍执迷不悟拒不交代本报北京办事处职工昨天集会表示极大愤怒》

    报导称浦熙修为“右派分子”,而称罗隆基为“右派野心分子”。

    报导的内容,从以下小标题,就可以清楚看出:

    罗隆基前两天还打电话给浦熙修,想找她订攻守同盟;

    当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谬论以后,浦熙修居然为储安平辩护;

    浦熙修根本不愿我报登左派言论,而执意使本报沦为右派分子反党言论的讲坛;

    浦熙修要为储安平打掩护,因为她和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串连在一起;

    罗隆基用尽心机抬高浦熙修的政治地位从而达到操纵文汇报的阴谋;

    为什么浦熙修有许多事要和罗隆基“对证”一下呢;

    浦熙修排斥党的领导,北京办事处始终没有建立党组织;

    浦熙修在采访工作中故意扩大罗隆基小集团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北大民主墙”一稿是根据浦熙修的指示、罗隆基的授意写成的;

    文汇报走上资产阶级方问是徐铸成的错误论点造成的。

    浦熙修面临着如此责难,曾进行抵挡。她说:

    “罗隆基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根本没有什么恶意。”

    在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浦熙修当场为罗隆基辩解。她说: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的关系,但是文汇报却和罗隆基没有关系。文汇报只借罗隆基家里请过一次客。”

    她还说: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和帮助。去年十月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制订的。至于为什么我们的报纸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我们报社内部正在深入检查中,并且已得到了纠正。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毕竟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所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具有无比的政治威力。浦熙修这员“能干的女将”陷入了困境。章伯钧步步退却,她也不得不步步退却。

    七月三日,浦熙修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在民盟中央整风小组会上,交出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当时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浦熙修在会上宣读了一些罗隆基给她的信,罗隆基在信中透露了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的厌恨心情: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罗给浦的信中说:“在一个集体社会中,这般一切被动,叫生活真乏味”。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说:“生活已机化,只有积极、毫无创造,这是我最大的缺憾。生不能与日月争光,死只得与日月同朽,太可怜了。”……

    浦熙修被迫交出这些罗隆基写给她的私人信件,这表明“反右派”所采用的手法,近似于“反胡风”——在“反胡风”时,就是以私人通信的信件作为“罪证”的。

    当时,浦熙修说,罗隆基给她的信很多,但“一时还找不出来”,她将继续寻找,交给民盟中央整风小组。

    浦熙修终于找出了罗隆基写给她的许许多多的信。这些原本是私人通信,如今都成了“政治炮弹”。

    在批判罗隆基给浦熙修的这些信件时,还闹了个小小的笑话。

    罗隆基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触目惊心”的话:

    “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踪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

    于是,罗隆基遭到“批判”,说他“想做王莽”,与章伯钧一起,效法“匈牙利事件”。

    其实,那是罗隆基在解放前写给浦熙修的信,那段话是针对他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怎么能与什么“匈牙利事件”、“章罗联盟”扯在一起!?

    浦熙修表示,跟罗隆基要“划清界线”,她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要共产党,他们不要共产党,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因此我必须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投入战斗。这场斗争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我相信能够经受得住这个考验。”

    浦熙修交代了她和罗隆基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我曾经要求申请入党,罗隆基大不赞成。他和我的一个朋友说:“一张床上怎么能睡两个党派的人。”因为我们相识后,却曾抱着个结婚的愿望,虽然至今没有结婚。

    解放几年来和他的交往中,我的心情常常陷于极端矛盾中。有时向左走,有时也就向右偏了。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与爱护,当我稍稍偏右了的时候,能够及时把我拉回来。

    八年来,我对罗隆基始终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希望他进步,希望他靠拢党。但他喜欢听他周围右派分子的话。他们好像都有一肚子怨气要找他发泄似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拒绝这些朋友。他说:他们要来找我有什么办法,同时也该帮助这些朋友们前进。我不知道他真正帮助了他们多少。我对他做了惟一的一件好事,即劝告他不要再和周鲸文相交了。

    他有着那么一种浓重的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的情绪,因而忘了党,与党的领导有所抵触。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常常向我夸口说,某个宣言是他起草的,某个宣言是他执笔的。他的意思好像党内同志无人能写出这样好宣言似的。实际上,要不是党的领导,党的意图,他能写什么宣言呢?

    他在统战部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发言发表后,他曾沾沾自喜地对我说,他不知道接到了多少来信拥护他。他再也没有想到拥护他的是些什么人,我想拥护他的人,也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从来没有从广大的六亿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陷在右派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尽管聪明才智有多大,又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呢?这样必然会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去。

    民盟中央内部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几年来,他和章伯钧都是互不相干的,现在为了各自的野心是否又相互勾结在一起了,那要请他自己彻底交代。

    浦熙修表示,她要“划清界线,参加战斗”。

    在七月十三日,《文汇报》发表了浦熙修七月十二日在民盟中央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上发言的报导,加以这样的标题:

    《浦熙修用十年的亲身经历证实章罗联盟罪恶活动》

    浦熙修揭发道:“罗隆基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官,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浦熙修揭发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叶笃义。报导说:

    浦熙修用她亲身经历,证实章伯钧一罗隆基的阴谋活动。她说,章罗联盟在去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开始形成。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张东荪事件发生后,叶笃义有一个时期比较与罗隆基疏远。但自章罗联盟后,叶笃义又经常奔走于罗隆基的门下。后来罗隆基又提名叶笃义为政协副秘书长,叶笃义就加倍为章罗联盟卖力讨好。

    去年,浦熙修在北戴河一个星期,她看见章罗联盟许多事都是通过叶笃义这个联络员进行的。那时,叶笃义来看罗隆基的次数最多,罗隆基对于民盟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也是由叶笃义转达章伯钧的。罗隆基要策划阴谋,与人约谈,都是由叶笃义去的。

    浦熙修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沉重地说这些违心之言,她的心境是异常沉重的。

    后来,费孝通在那篇《纪念〈文汇报〉的女将》一文中,称“浦二姐能委屈求全”,“她一生受到的委屈是沉重的”。

    虽说浦熙修迫于政治压力才不得不对罗隆基作了那些“揭发”,对于罗隆基来说不啻是最沉重的一击。因为浦熙修毕竟是罗隆基“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她的这一系列“揭发”怎不使罗隆基寒心!

    尽管罗隆基跟浦熙修有着十年的亲密友谊,他再也不能原谅她。从此,罗隆基与浦熙修一刀两断,再也没有理她。

    罗隆基弟弟罗兆麟曾交给笔者一批罗隆基从未发表的遗稿,内中有一封罗隆基致郭沫若的信。这封信未标明日期,但从信的开头一句话“我读了先生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大致推定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写的信。罗隆基在信中,有一段写及浦熙修:

    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一九二四年去世,我已在美国留学,八十岁的庶母今天还健在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处境如斯,诚所谓“今欲自雕琢,曼词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我亦唯有听之而已矣。“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我信其然。

    我坚决信赖共产党,我认定党最后是有真是真非的。

    看得出,罗隆基字里行间,充满着痛苦——浦熙修的“揭发”,使他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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