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首先批判三大“右帅”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吴晗首先批判三大“右帅”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中采用的策略是以何香凝的话,号召“反右派”。社论发表之后,尽管毛泽东接连以中共中央名义对党内发布“反右派”指示,但是他自己绝不公开出面批判“右派”,连中共中央负责人也很少出面讲话。

    只有李维汉作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六月八日当天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人民日报》于九日醒目刊登。

    李维汉指出:“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

    毛泽东深谋远虑。

    他采取的“反右派”策略,第一步棋先是以“工人说话了”打头阵,造成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的气氛。

    第二步棋是发动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人士对“右派分子”发起猛攻。这和借用何香凝的话号召“反右派”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为中共本来是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这才开展大鸣大放,这才实行“诱敌深入”…

    这样,“反右派运动”最初是在民主人士中展开:左派民主人士批判“右派”民主人士。

    翻开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之后的《人民日报》,满版满版的是左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拥护发言,以及对于“右派”们的揭发和批判: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朱学范的文章《让‘鸣’‘放’向健康方面发展》;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的文章《怎样帮助党整风?》;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的谈话《应该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史良的发言《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

    在“反右派”之初,并不知道谁是“右派”,也没有划分“右派”的明确的标准——虽说中共各级组织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内部定下左中右名单,但那毕竟只是内部掌握,并不公布于众。

    所以,最初的反击火力,只是集中谴责“匿名信事件”和批判葛佩琦——因为葛佩琦的言论太明显了,谁都以为葛佩琦必定是“右派”。

    第一个把反击的火力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大“右帅”的,是吴晗。

    那时,吴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

    吴晗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因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炮击。姚文元抨击他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然而,他在一九五七年却冲锋在“反右派”的第一线。

    其实,这并不矛盾:他在一九五七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此后他写《海瑞罢官》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曾热烈地鼓掌。

    郭星华曾这样回忆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①

    只是风云变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选择了他曾赞赏过的《海瑞罢官》开刀,称此剧的“要害”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吴晗也就在“文革”中含冤西去……

    当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翌日,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对吴晗的以上谈话,加了大字标题发表:

    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

    也就在这一天,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迅即发表吴晗的谈话,题为: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

    《人民日报》还为吴晗谈话加了四行黑体副题: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吴晗一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帅”的要害。他分别对三大“右帅”进行批判。

    吴晗首先批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

    接着,吴晗批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吴晗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

    可以说,在最初的反击中,吴晗的批判是最有“水平”的。

    当然,吴晗的谈话可能跟他写《海端罢官》最初是胡乔木授意的一样,极可能是中共方面授意的。只是吴晗从未谈及这一幕后的情形,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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