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号令下，反击右派的第一梯队是工人，率先出动了。这与在“文革”中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的做法，如出一辙。
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同时，便以大字标题配发报导：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报导说：
“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的愤怒。……
“炼焦部工人赵景文说，报上发表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我认为这正是说明了有肃反的必要。卢郁文说了拥护社会主义的话，就有人给他写恐吓信；我们肃反肃了这么久，还有人胆敢这样作，要是过去不肃反，这还了得么？”
紧接着，《人民日报》在六月九日发表了报导：《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
这一报导写了该厂细纱车间副主任、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的发言：
“她说，最使我气愤的是有人在整风当中，写匿名恐吓信，威胁卢郁文先生，不让他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见，说他‘为虎作伥’，要不饶他。我父亲项英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人民是会保卫胜利果实的。”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
社论说：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
“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议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
《上海四十四位老工人在座谈会上慷慨陈词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希望那些认识不清的人睁开眼睛看清楚》
虽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工人们抨击右派的报导，毛泽东却并不满意。
毛泽东读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北京日报》，颇为赞赏第二版的大批判文章。习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于十三日凌晨在这张报上写了一段话给秘书胡乔木：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内（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导，极为丰富，文字也较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导。
写罢之后，毛泽东思索了一下，又给胡乔木补写了这么一段话，同样也是写在那张报纸上：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在这短短的总共二百来字的批示中，毛泽东有三处笔误：把“人民日报”写作“人民日内”，又一处写作“人日报”，还一处“对待对待”，则多写了一个“对待”。这表明毛泽东当时正处于工作最繁忙的时刻。
毛泽东批示中提到的《怎样对待批评》，是《人民日报》所写的一篇社论的清样，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把题目改成《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虽说毛泽东十分不满意于这篇社论，以为“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但是由于当天马上要见报，没有时间修改了，也就在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照登了。
在各地的工人座谈会上，工人们普遍谴责了给卢郁文写匿名信的行为，这表明毛泽东选择了“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突破口，是很有眼力的。因为这样的事，很容易激起公愤。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登报导，披露“匿名信事件”的新进展：
在前一日召开的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布，就在他上次收到匿名信之后，最近又收到了四封匿名信。
遗憾的是，这一回，他没有公开匿名信的内容。
这一回，倒是上次说收到匿名信的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说那封匿名信骂他“逢党之恶”。逢，意即逢迎。
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不过，也就在这次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发言，批评葛佩琦“有严重的反社会主义情绪”。可是，他却以为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罢了，“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
万枚子还说，陈铭枢、谭惕吾的发言，是对党“忠心耿耿”，是“拥护党”。
万枚子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反右派的战鼓已经擂得震天响，居然还有如此糊涂的人说这番糊涂话。
万枚子的话，当即遭到群起而攻之。
万枚子最后表示“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人们对他的批评，但是仍坚持他所说的对党“忠心耿耿”，“只是指民革的陈铭枢、谭惕吾，对于其他的人他并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