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择了六月八日作为对右派实行总反攻的日子，除了由于六月六日卢郁文在会议上公布了匿名信，而且在六月六日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六月六日是多事之日。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对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作了批示：

    这份简报是陆定一在六月五日专门报送毛泽东的。陆定一还为此写了一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毕，就在陆定一的信上写了这一批示。

    简报是反映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油印散发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称，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关注这一简报反映的动向，加紧了反击右派的部署。

    也是在六月六日这一天，发生了“六六六事件”。请不要误会，这“六六六”不是农药，而是“六月六日这天章伯钧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

    这“六教授”是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

    此外，还邀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

    这“六教授会议”是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紧急召开的。

    后来，据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光明日报》所载章伯钧被迫所作的交代称：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三教授前来他家，说是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说清华大学的情况很严重。他们研究民盟该怎么办？

    于是，章伯钧在翌日召开了“六教授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发”文章《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闵刚侯“揭发”：

    会议一开始，章伯钧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

    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众所周知，一九五七年的这种“揭发”材料，可信度是很差的，失真度是很高的，虽说堂而皇之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种“揭发”，在六月六日当天，迅速地通过内部途径，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促使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

    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为反击右派进行了部署。

    这一指示发给“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明确地发出了准备反击右派的指示，称这是一场“思想战争”、“政治战争”：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

    毛泽东还要求对左中右进行“排队”：

    “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就是说，反击尚未开始，已经事先把左中右划好了！一旦总攻击的命令下达，朝预定的右派目标开火就行了！

    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发出一项通知：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引者注：前者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