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
已近尾声，中共中央统战部查对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单，发觉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尚未发言。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给储安平，请他务必在六月一日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一次发言。
储安平从命，在六月一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颇为直率的发言。他是事先写好发言稿，照着稿子念的。那发言的题目就够惊人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光明日报》那时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社长为章伯钧，总编辑便是储安平。
储安平其实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才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他作那番发言时，他上任不过整整两个月。
储安平向来是一位“秀才”。他的笔杆子在中国颇有名气。正因为这样，《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在向报社同仁介绍这位新总编时说：“他是一个作家”。①
纵观储安平走过的人生之路，是“作家、编辑、记者”之路。
储安平，一九零九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他比章伯钧、罗隆基小十几岁。他在上高中时就写小说，连载于上海很有影响的《申报》。他靠这笔稿费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央日报》当副刊编辑。
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去英国留学，攻读政治学三年。一边求学，一边为《中央日报》做记者，以稿费维持生活。
回国后，他当编辑、教授。后来，又在中英文化协会当秘书。
储安平引起人们广泛注意，是在一九四六年，他创办了《观察》周刊。当时的储安平没有参加中国的任何党派。他声称《观察》杂志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他虽然是这么声称的，但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反蒋色彩，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广泛的影响，发行量居然上升到十万多份。储安平很得意地说：“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国民党政府理所当然讨嫌《观察》，由讨嫌进而恼怒，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观察》。
储安平明显地倒向中共。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此后，他出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
一九五一年，他结束了无党派人士的政治生涯，既加入了九三学社，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储安平作为民主人士，怎么会忽然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呢？
《光明日报》在当时虽说是一张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但是历任总编辑都是中共党员：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都是中共党员。
内中胡愈之，向来有着“党外布尔什维克”之称。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原本在香港创办过《光明报》。一九四九年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北平筹备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取名《光明日报》。胡愈之负责筹备工作，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创刊时，胡愈之请毛泽东为《光明日报》题词，毛泽东写了“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光明日报》的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便出自胡愈之的手笔。
胡愈之在一九八六年去世之后，这才公开了他的身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后来，人们从他的自传中才得知，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胡愈之便以“特科”成员的特殊身份，跟中共保持“单线联系”。单线联系者先是宣侠父，后来是严希纯，潘汉年。①
胡愈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②
不过，胡愈之是中共特别党员，对外不公开身份，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也正因为这样，最初由胡愈之负责创办《光明日报》，可以说是最佳人选。
胡愈之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后，由于他又担任了出版总署署长，工作太忙，所以一年后由邵宗汉继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光明日报》第三任总编辑，亦即储安平的前任常芝青，也是中共党员。不过，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公开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人士时，忽然问起《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常芝青当即据实回答：“是。”紧接着，毛泽东说道：“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毛泽东一言定音。于是，《光明日报》社赶紧物色民主人士担任总编辑。
储安平成了最佳人选。储安平有着办《观察》周刊的丰富经验，又是身兼两个民主党派的成员。
就在毛泽东说了那句之后的第二十天，储安平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储安平后来在交代中，曾这么说及自己为什么会在六月一日的座谈会上发言：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应当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来，言辞最为尖锐的一个。
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他的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够“惊人”的。
其实，这比喻并不的储安平“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罢了。这诚如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也只是对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而已。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毛泽东说罢，引起一番大笑声。
储安平正是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找到了发言的话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因为毛泽东“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嘛！
储安平并没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类的“幽默语言”，只有毛泽东说得，别人却是万万说不得的！
储安平正儿八经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了：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天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储安平的发言，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他刚讲毕，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便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Very good！”（很好！很好！）
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也详细加以报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重要新闻由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储安平的发言。
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
毛泽东曾这样说：
“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①
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降下帷幕，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总结发言。
李维汉说：
“中共诚意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李维汉的讲话，在“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声中结束。
在一片掌声之中，民主人士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大风暴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