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太高太深，隔断了天，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因其改名为王水秀，找了一年多，才把她从深山里找到。党组织认为，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有人认为：她嫁给穷人是可以，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也是一种妥协。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
革命成功，唤醒了她对“红色小知”的久远梦想。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
1951年，她被派往北京，在中央党校学习2年。学习毕业，分配工作。本可留在北京，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和望眼欲穿的3个孩子，她又志愿回到瑞金。
毕业于中央党校，可算圆了“红色小知识分子”的梦。从北京，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半支口红，半瓶香水。爱美，这是女性本能，这本能（口红、香水）却给她带来祸事。
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那一阵，赣州有外援项目，县里也接待外宾，就传染了跳舞的“毛病”。当时，在内地，跳舞算奢侈的活动。
可是，国际形象十分重要，上级要求，不但要把舞跳好，还要尽量注意仪表。黄长娇身材高挑，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她就涂了口红，搽了香水。
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许多人经过她身边，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渐渐地，有人私下议论，说她跳舞，还打扮，是典型的“红色小资”。
“红色小资”即红色的小资产阶级。流言蜚语传到黄长娇耳朵里，她警惕起来，知道“红色小资”搞不好会变成“白色小资”，所以首先要保持红色本质不变。为此，黄长娇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留下了两个故事：
她40来岁，当了副县长，仍把长她20多岁，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从大山里接出来，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长年劳作，背已有点弯曲，沟沟坎坎的皱纹，布满黝黑的老脸。二人坐行在一起，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闹出不少笑话、传说。对此，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认为：革命者，就是能够委屈自己。人生在世，吃苦头不是坏事，吃亏或许是好事。
黄长娇还有个弟弟，在赣县老家种田，生活很苦，多次到瑞金探亲。黄长娇当县官，要为其安排个工作，并不是难事。但她姐弟双方都没有那样做，其弟，至今仍在赣县老家种田，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非但是弟弟，黄长娇连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也没有安排工作，到她离休后，一个女儿才自己报名进了县水泥厂，当了大集体编制的工人。
“文革”期间，她被打倒，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搜查时看见口红、香水，认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说她是小资产阶级，也有人看在她没有抛弃农民丈夫，没有以权谋私的事实上，认为其没有忘本，没有腐化堕落，仍属于“红色小资”。
随着运动深入，刷颜色与命名的游戏，不断变化翻新，她由红色又转为白色，白色转为黑色，被命名为：瑞金县的三把大“黑伞”之一。每次游街示众，“叛徒”、“特务”、“走资派”长长的队伍，打头的往往就是三把大黑伞。
所谓的三把“黑伞”，是指县长与二个副县长，其实，这三个县长，却是一家人。
县长名叫刘辉山，即原地下党的区委书记，有名的“红色保长”。另一名丁副县长，也是老干部，现在二人均为黄长娇的儿女亲家。
三把大黑伞，挨打、批斗最多，伤情也最重。挨了打还不准服药。疼痛中想起，过去打游击时有的战友受伤，缺医少药，曾用过一个治伤的偏方：吃尿。于是，三把大“黑伞”，便暗暗喝尿疗伤。
初时是吃童子尿。但有些伤痛吃童子尿不管用，就吃尿垢。当时，县里许多屋角门后，楼梯下面搁置一口大缸或尿桶，作为“小便处”。三把大“黑伞”，便悄悄地去倒尿垢吃。所谓尿垢，即将一缸尿水倒去，沉底的那点浓渣就是尿垢，当地人又叫“尿膏”。三个人，不知“偷”吃了多少尿垢。
伤势重，吃尿膏最多的是刘辉山。有一次他想不开，在菜地里劳动时对黄长娇说：“死了算了，以死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清白。”国民党的牢房，黄长娇坐过七次，进牛棚算什么。她志坚如钢，最经得打，也最看得透。面对冤屈、死亡、历史和清白，她自有见解，神情自若地说：
“死，只能证明罪过。历史，是人写的，你不在了，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什么罪过都往你头上套。命长才吃得饭久，活得越久说得越久，总有一天，什么都说得清楚！”“是呵，我们不能死，一死就是畏罪自杀，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就更讲不清楚，要牵连更多人受苦。”刘辉山到底是“红色保长”，过去，“白色恐怖”中受的苦更少，如今命运让他重新补课，却也挺了过来。
挺过来了就是铁汉。
熬过“文革”最艰苦的日月，“红色小资”黄长娇离休在家，守着老街几间小屋，随儿子生活，默默度日。
细雨霏霏，1993年清明节前。黄长娇因心脏病住院，治疗数月，病情好转，出院。
那天，在家歇息，忽闻电视里哀声大作，屏幕上出现一位中央首长追悼会。
追忆逝水年华，此公丰华正茂，恰是当年并肩战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苏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在一块开会，下乡调查……
别来沧海事，思罢暮天钟。
夕阳斜辉，晚风拂面，追忆悼念中，她悲伤过度，竟乘一缕轻风悄悄地滑向了永远，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