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心情确实很不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了。
8月28日，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红军西方军总指挥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战斗时大腿负伤，送往红军医院治疗。一个半月过去了，伤势并无好转，左腿大腿的伤口中，仍不断发现碎骨片。作为了解战争全局的红军高级将领，陈毅心急如焚，他知道，革命进入了非常时期，红色政权的生存，每一天都可能出现颠覆，都会影响到红军以及自己的生存。可是，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的伤口迟迟不见好转。他要求医院给予X光检查，医生却以种种理由推诿：X光机出了故障；没有电源；电池太弱……
屋外，阵阵喧闹声、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正在采取新的行动，但陈毅什么也不知道，他被蒙在鼓里。
1934年10月9日，——阴历狗（甲戌）年九月初二。陈毅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
这天，陈毅烦躁不安，在床上辗转反复。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来看望他，周恩来告诉了他红军即将长征的消息。陈毅证实了自己的预感。红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面临着艰险的撤退。
陈毅被告知：中央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中央决定，留下来的同志，受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领导。由项英同志任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主持全盘工作；陈潭秋任组织部长；汪金祥任保卫局长；贺昌任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
“你的伤口怎样？”周恩来关切地问到他的伤势。陈毅之所以留下，正是因为大腿重伤无法长征。
“不行，至今还在流脓流血，脓血里有碎骨头，伤势根本没有好转。”陈毅谈到伤势就十分生气，又一次提到拍X光的事情。说自己一直要求拍个X光片，但医生们却没有给他拍。
周恩来立即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一切畅通无阻。这时，X光机器和片子等，都已经包装好准备撤离。在周恩来的命令下重新打开包装，因为没有电源，战士们受命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X光片子。
周恩来走后，博古也来医院看望陈毅。询问对留下来有什么意见。
陈毅正窝着一肚皮火，对周恩来他不能发火，对博古就不同。他硬梆梆地责问：“你们要走，不说我也知道。但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陈毅被迫留下来了，恶运在等待着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陈毅的心里并不痛快。
就在此时，赖月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瑞金。
一名卫兵，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我掀开竹编门帘，但见不大的房内摆着一张床，夏布蚊帐撩开，陈毅歪坐在床上。从床上垂下一根绑带，把他一条裹满纱布的腿吊了起来，他的一条腿垫着书，正在认真批阅文件。
“陈毅，你……”我叫道。
陈毅“唔”了一声，登时抬起头，两道粗眉上下抖动，手儿一颤，铅笔尖咔嚓断了。他惊喜地叫起来：“月明，是你！回来啦，好啊！唷，这可不好，你一定赶夜路了，你看雾把衣服都打湿了。快脱下来，换套干的，不要着凉了。”我走近了几步，一头伏在他身上，泪水滚出来了。我抬起一只手无力地敲着他的胸膛：“你骗我，你骗我啊！你身上挂了花，写信还骗我没有出事，叫我安心工作。你做什么瞒着我？”他的喉咙咕咙一声，说不出话来，伸出手掌在我背上抚弄着，过了许久才说：“不要哭嘛，月明呵，伤就伤着了，结块疤算什么？马克思不讲情面，次次不收我呐。嘿嘿，信不信呢？好好，听着，腿是上个月，在兴国老营盘河边让白狗子打着的，如果告诉你，一定会哭鼻子的，怎么能够好好工作？！月明呵，你在石城地方工作，我在前线打仗，夫妻彼此都思念嘛，陈毅也是人呐……”“陈毅……”我无可奈何，擦去脸上的泪水，“这下好了，我们总算团圆啦，在一起不离开。你受伤要人照顾，跟组织上说说，我侍候你。”“哎，要不得，要不得哟。我说嘛，你还是小鬼。”他笑起来，替我揩干净眼角的泪痕，顺势在我微翘的鼻子上刮了一把：“腿么，会好的，没伤着骨头；医生把子弹挖出来了，很快会好的。情况紧急，我随时要走嘛。”我止住哭，低头要瞧他的伤口，他不同意。我只好坐着望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会，我吁了口气，把身子挨着他，扯下他一颗快掉的扣子，一边掏出针线钉上，一边问道；“陈毅，好久不见李富春大哥和蔡畅大姐，他们现在哪里去了呢？”“江西省委的同志从宁都转移了，前天蔡畅同志派人给你捎来一样好东西呢，我说月明，这个大媒人还惦记你哩。”我接过他送来的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青丝呢布，压着一封蔡畅写给我的信。我的眼圈又潮湿了：“唉，蔡大姐是个热心人哩。陈毅，我们该怎么谢谢她呢？……”这样，我便守在陈毅身边，整整呆了十天。
这段日子，陈毅虽然负了伤，却对我格外好。他不止一次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叫伙夫搞好送进来，逼着我当面吃掉。我觉察他有异样，问他又不回答。有几个中央首长来看他，和他商量问题，他都借机把我支开。
纸包不住火。第七日，我便清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从石城赶回瑞金，好不容易跟丈夫见了面，竟也是与他分离的时候。
他告诉我，敌人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撤退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组织上决定，动员一批红军家属和一些伤病员，留居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作为留下的红军家属，我便是其中一员。
他的话未完，我便搂着他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战斗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堪设想的结局，象磨盘一般压在革命者的心头。这时，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分离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就哭。几天中几次哭昏过去，又由迷糊中再次哭醒。
陈毅也哭了，陪着我流泪。我苦苦哀求他，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部队，我生是红军人，死也做个红军鬼。
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起来，月明同志，快起来！”陈毅气得喊了起来：“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的。你不能跟着我，更不能拖累组织。月明同志，你的老家在兴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回老家去，坚持革命斗争。这是组织的决定，月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决定的。红军离开后，反动派一定会血洗苏区。你要坚持下去，在白色恐怖中，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去工作，去撒播革命火种，唤醒广大群众进入斗争行列。”“不，不啊！陈毅，我的老天！”我绝望地喊了起来，疯一般抓起他床头的手枪。陈毅眼疾手快地按住我的手。
“陈毅，就算我革命到底，被反动派捉住也是个死字，让那帮畜牲们强暴侮辱，不如今日一死，求个清白身躯。陈毅，你蛮狠心嗬，让我死吧，让我早点闭眼，‘一了百了’。”我哭着，转过身扑通跪下：“陈毅，你开枪呀！陈毅，你一枪嘣了我啵……”“赖月明，听着，你是党员，你是我陈毅的老婆。要不要党的纪律？是不是我陈毅的老婆？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陈毅死死地握住枪柄，额上的筋暴跳：“警卫员，进来！把她拉起来。”第十日，我被迫离开了陈毅。
负责送我去兴国的是一位女干部，宜黄县委组织部长万香。原是江西省委挑选，随主力部队转移的六个女同志之一，跟着红军大队撤退到了会昌高排，因病被担架抬回瑞金，在九堡医院住了一晚，高烧退了；便到中央办事处要求分配工作。
我记得，万香一头齐耳的短发，身着灰军装，腰里束根牛皮带，蛮精索的一个女同志。
陈毅正愁无人送我，恰巧万香也是个兴国人，这样，他便命令万香送我。万香起初执意不从，最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黄毛丫头，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要把赖月明送到目的地。”临别，陈毅把四块银元交给万香：“把这个给赖月明，这是我的津贴费，你们路上零花吧。”“为什么自己不给月明妹子，给我这个黄毛丫头干什么？”万香过去与陈毅相识，所以硬着头皮说：“陈司令员，这是什么意思嘛！”陈毅苦着脸回答她：“她不要嘛，连我的坐骑送送都不依。”我，赖月明，今生今世，直至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34年10月20日——我离开陈毅的最后一刻，他是这么说的：“记住，坚强地活下去！要相信，不管怎样，组织会找你的，月明，我也会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