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非常有用。”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它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泛滥于30年代初期的教条主义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谓不努力，也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主观想把中国革命搞好，但客观效果却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其原因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关键在于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国情。

    毛泽东是坚持调查研究的典范。这也是他比别人观察问题更敏锐，认识问题更深刻，行动更坚决的“秘密”所在。如在大革命后期，在国民党右派和地主乡绅猖狂攻击和诬蔑农民运动时，党内陈独秀等主要领导人为之动摇，也跟着喊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经过在湖南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农村为时一个多月的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鲜明地表示农民运动“好得很！”认为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足以动摇封建势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认识到调查研究是他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钥匙。

    他在宁冈、永新调查的结果，为他领导起义军能在农村山区站住脚，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为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又相继做了许多次调查研究，如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甚至行军打仗沿途还进行调查。

    毛泽东曾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功夫的”，未调查之前，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没有全般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如何进行土地革命，“观念是模糊的”。“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正因为调查研究如此重要，毛泽东写作了《农村调查》一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到延安后，毛泽东不仅能在农村，而且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派人在边区搞调查研究，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以供参考，其中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绥德延家川经济调查》、《党家沟社会调查研究材料》等。

    他还多次指示重庆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办事处，广为收集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资料，仅1941年5月给重庆的周恩来去电，所要的资料就达十几种之多。

    据统计，他还广泛订阅全国各地报刊杂志达三四十种之多，以获取信息。如《大公报》《益世报》《工商日报》《中央日报》《世界知识》《经济建设季刊》《财经评论》《中国农村》《文化杂志》《民主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四川农情报告》《西南实业通讯》《日本对支那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等。这说明毛泽东虽处延安一隅，却也能知天下事。

    交谈毛泽东不仅注意基本情况的调查，而且十分注意对社会发展动态情况的调查。

    当时的延安是一个开放的延安，国内的一些政要、各党派人士、各界社会名流、无党派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海外华侨及外国友好人士相继赴延安。毛泽东会见国内外各界人士，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也与他们广泛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意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1937年她访问毛泽东时，毛曾向她“问了成千个问题”。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调查研究不应只成为少数人专利，在整风中，毛泽东决定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41年3月，毛泽东出版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和跋。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回想当年，毛泽东不无感慨，他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号召大家向社会作调查，要有满腔的热忱和求知的渴望，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图为蔡畅在延安1941年8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中央决定各机关都设置调查研究部门，负责“收集国内外政策、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

    1941年9月，由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奔赴陕北农村作社会调查。调查团出发时，毛泽东前来送行，并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演。他说：“中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还向同志们介绍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勉励大家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延安受人尊敬的“五老”之一，年已过花甲，但为了深入实际，他不顾年迈体弱，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个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社会调查。20日，当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率领一群人出现在甘泉县城时，当地群众得知这位白发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伯渠，无不露出惊讶和钦佩的神色。在林伯渠的亲切询问下，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42年初，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党的“明君”的张闻天，为了补上调查研究这一课，也率领人的调查团出发了。他在农村呆了一年零一个多月，足迹踏遍了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几十个村庄作了认真的调查。回延安后张闻天写了《出发归来记》的报告，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格解剖自己。他说，通过亲身调查，深感自己知道中国的事情太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党员来说，很有必要冲破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

    张闻天的表现为纠正教条主义树立了一个榜样，带动了全党同志思想认识的提高。

    在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指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在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辉煌。有的学者说得好：

    “调查研究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桥梁。毛泽东通过这座桥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