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为中国人民勾勒出了未来社会的蓝图，为中国革命正确发展指明了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但是，中国要建立的“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政权，是否科学，是否正确，是否是人民需要的拥护的，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事实上，毛泽东在设计中国未来的蓝图时，就开始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实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具体的政策。

    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参议员由民选产生，既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有商人和地主士绅。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辞，希望边区党组织和边区人民为加强边区的民主建设而努力。

    不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一次会议的民主选举中，林伯渠、高自立分别当选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

    参议会不仅有选举权，而且当时规定，参议会有“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督促及检查边区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等权利。这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程度。

    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图为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在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边区普遍开展了民主运动。这首先表现在选举各级议员时一般的地方有80%～90%的选民参加。其中如：安塞蟠龙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差不多全数参加。

    在极端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在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中国广大农村，腿上沾着泥巴的普通农民，第一次有权选举“官”，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变化。

    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对选举很重视，很积极。不识字没法填写选票，就创造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

    在选举过程中，群众对选什么人非常关心，非常慎重。当“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

    由于民主政治的广泛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

    据统计，各业工人有95%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农会。妇女70%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

    人民群众广泛参加各种民众团体，通过参加活动锻炼和学习，不仅民主意识大大增强，而且由于人的素质提高，大大提高了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到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看到抱着孩子的妇女居然和各县士绅、行政长官共议边区大事，惊讶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根据三三制原则，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各级政权组织后，为保证政府的抗日、民主和廉洁，1943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要求区级以上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以下10条要求：

    1.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

    2.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体利益。

    3.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

    4.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

    5.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6.互亲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

    7.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

    8.爱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

    9.提高政治警惕，严防敌探奸细。

    10.努力学习。

    这10条均有注释，说明具体内容和要求，对政务人员进行指导监督。如第五条的注释中规定：“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循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

    关于经济，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决定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

    （1）“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中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士绅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

    这是我党前所未有的调整阶级关系的重大政策。毛泽东曾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鼓励”。

    文化方面，党努力构筑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框架，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个重要举措是在军民中开展识字运动，提高军民的文化水平。

    当时边区的文化很落后，许多农民目不识丁，革命队伍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文化水平低，特别是战士、工勤人员绝大多数出身贫寒，从小未念过书，参加革命后也无暇学习，仍处于文盲状态。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和普及文化学习，兴办各类文化学校，如民办学校夜校、半日校、冬学，还有众多的识字组，机关、部队和经济部门均配备专职文化教员，掀起业余学习文化的高潮。报刊、广播和各单位的黑板报，经常宣传报道学习文化的动态和经验。如中直机关《生活》报开辟专栏，总结工作人员文化学习的经验，介绍方法。延安办有一份《大众报》通俗易懂，专供初学识字的人学习。各文艺团体以及群众性的秧歌队，也把学习文化编排成节目演出，表彰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学习积极分子。有名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反映的就是延安农民文化学习的情况。各行各业制定工作计划、劳模条件、奖惩办法等，都必须包括文化学习的内容和要求。如中直机关制订的劳模评选标准和记分办法中，把“文化学习成绩突出者”列为条件之一，并规定可记15分。凡参加学习者，都必须制订出个人学习计划，如每天认几个字，全年会认、会写、会用多少字，列出具体指标，并由学习小组长定期检查。

    广泛而持久的扫盲运动，对15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的陕甘宁边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1944年7月，延安市开展的一项“十一运动”，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延安设计的蓝图。这项运动的具体内容是：

    （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有一架织布机；（三）每区有一处铁匠铺，每乡有一个铁匠炉；（四）每乡有一处民办学校或夜校；（五）每人识1000字；（六）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卫生员；（七）每乡有一处义仓；（八）每乡有副货郎担；（九）每户有一牛、一猪；（十）每户种100棵树；（十一）每村有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

    这是共产党人为改变贫困落后的陕北面貌而规划的经济文化建设近期目标，它描绘的是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又起了示范作用，带动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样，全国各解放区都呈现了一种比较民主、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这一点连许多到过延安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

    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他在《毛泽东》一书中说：

    “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延安或共产党游击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这里远比在国民党的中国要自在得多。他们被这里所见的正直、关心、进步，首先是被这里的高昂士气所吸引。”

    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谢伟思在参观延安后曾写道：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