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龚”两府联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文辉抗叶健君 本章:“姜”“龚”两府联姻

    就在共产党转变路线,开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的时候,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卖国贼”的蒋介石,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也认识到中日战争的“无法避免”,开始着手改变以往政策,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以期获得苏联的援助;一面“着手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问题”,实现“和平联苏”的局面。

    蒋介石最早向中共伸出联系的触角是在1935年。

    1935年圣诞节,两个化名李融清、江帆南的人,从上海乘德国邮船,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李融清即陈立夫,为国民党资深中央委员、组织部长。江帆南是国民党中组部要员张冲的化名。他们此行是受蒋介石指派,秘密访苏,商谈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并寻机同中共人士对话。

    为了避免外界舆论,陈立夫在国内谎称因病赴杭州休养。陈临走前还特地写好几封致亲友的信函,由家人携至杭州投寄,使人相信他在杭州,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去柏林后,陈立夫也行动神秘。但他的赴苏之行还是为日本特务获悉,并公诸报端。苏联害怕,蒋介石紧张,陈立夫被召回国。此行未能成功。

    但陈立夫布置的另一条联络渠道开通。

    陈立夫的亲信,时为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通过其部属谌小岑,同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走出了与中共接触的第一步。

    1935年11月下旬,谌小岑给与北平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写信,信中用了巧妙的暗喻: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姜”、“龚”是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个字的谐音。吕振羽接信后,马上找常与他联系的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经北方局研究后,吕振羽、周小舟代表中共与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

    而最早把国民党欲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也要宋子文设法打通同中共的联系。宋子文即和二姐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决定请老朋友董健吾去陕北一趟。董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特科人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与宋家关系密切。1936年1月,宋庆龄邀董到自己的寓所,把一包要件交给他,请他送到陕北,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叮嘱,这件事要办好,成功了益国非浅。

    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带着宋庆龄为他办理的通行证,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从上海启程。到西安时,正值连天大雪,董便去找张学良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张学良由此察觉到国民党中央正在同中共秘密联络,派人将董送入苏区。此后,张学良更加大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遂有了洛川谈判。

    2月27日,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此时,毛泽东、张闻天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会见了董健吾。董说明来意,“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戍顷(倾)蒋尚有款”。并转交了所带的一包“要件”:宋庆龄送给红军治病的一包云南白药和同她联系的电台呼号及密码。

    博古即将南京来人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情况非常重视,3月4日即联名电复瓦窑堡,明确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一个谈判方案。

    第二天,红色牧师董健吾携此方案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由此,10年干戈对峙的国共两党终于在民族大敌当前着手联姻。

    根据蒋介石姿态的变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

    1936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领导的谈话,称:“倘蒋能真正抗日”,“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首次明确表示“联蒋抗日”的态度。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宣布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内。

    同年8月12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并提出“逼蒋抗日”的问题。

    8月的陕北,天气已十分炎热,但毛泽东等人的头脑并未发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变化是为形势所逼,但骨子里还想“招安”共产党,收编红军,共产党不能上当。同时,蒋介石对联合抗日仍处于动摇观望之中,只有逼蒋抗日,才能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

    关于“逼蒋抗日”的政策,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就好比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前面要有人拉,后面要有人推,再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一拉二推三打,逼他抗日。

    毛泽东开始实施这个策略。从1936年夏天开始,他一面全权委托周恩来负责对蒋介石统战工作,放手让周恩来继续与陈立夫等人多方联系;一面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国内知名人士的工作。在大约半年时间里,毛亲自致函竟达近百次之多,鸿飞南北,对象几乎遍及国民党党政军文化界所有头面人物。信中痛陈中共对寇深祸亟的忧患,申明自相煎熬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希望他们共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督促批判,责其更新。

    这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诚恳态度,博得了普遍赞同,许多国民党人搬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呼吁国共尽快合作抗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屡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方案,从内部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又率全体红军致函蒋介石本人,再次陈述共产党的愿望,态度至诚,非常感人。下面摘录几段以共飨:

    “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亡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仍故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之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救国救民之豪杰。”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烹察之。”

    然而,长期以来凝成的坚冰,怎能在顷刻间消融。

    1936年下半年,在日本的威迫下,蒋介石态度逆转,对中共态度强硬,秘密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认为剿共只剩下最后5分钟,催促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终于导致了12月12日蒋介石被囚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意义重大,正如斯诺所言,“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经历了西安骤变的蒋介石,知道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侮,开始认真调整内外政策,走到谈判桌前与中共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至9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先后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康泽、邵力子等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

    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只设3个师,在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直属行营领导,而不设某路军司令部或总指挥,参谋长只能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且规定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并建议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周恩来等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时,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7月9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绶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共赴困难,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在《宣言》中作出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声称“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已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眼看家门口着火了,如不竭尽全力抵抗,覆亡就在眼前了。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华北前线参战,以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于是,他不得不作些让步。8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共产党也作了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八路军总部及所辖各个师的番号。

    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了第二次南京谈判。经过中共代表努力,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政府的合法地位,以林柏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诺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认为“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认识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警醒,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表示愿“开诚接纳”“国内任何派别”。

    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姜”“龚”两府捐弃过去成见,放弃了10年的旧仇宿怨,终于“喜结良缘”,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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