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消极的防御——第五次反“围剿”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适度深蓝 本章:八、消极的防御——第五次反“围剿”

    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蒋介石在抚州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沮丧。因为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东路力量,承担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如果东部防线崩溃,如果这五万“叛军”与江西十万红军和在了一起,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再加上十九路军掌握的福建出海口,外来援助将源源不断进入,后果不堪设想。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暂时中断对苏区的围剿,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强敌面前,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大量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不少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五军团第十三师是宁都起义的老底子,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视察一次新兵训练时,发现实弹射击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主力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军委写了一封信,大胆直言军委在指挥上存在的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损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过之后,对时间的计算及不精确,致各部队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对个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细琐,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

    (四)对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分析当地情况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也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一方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刘伯承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三月二十五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配合红一、三军团,发起泰宁战役,与国民党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激战于新桥、太阳障一线。此役虽击溃敌人七个团,毙伤一千四百余人,俘虏三百七十余人,子弹九十万发,但红军自身也伤亡七百余人。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红五军团和一、三、九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广昌失守,严酷的现实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战术感到强烈不满。野战司令部遂与29日晚在头坡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广昌战役和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到会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来、顾作霖等,各部队首长有: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

    博古在台上闷闷不乐地坐着,目前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撞开了,今后怎么办?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也没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托的李德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尽管如此,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制定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博古环顾一下四周,见人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一、三、五、九军团各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敌人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点,敌人目前越疯狂,就说明他们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接着,博古又继续讲道:“眼下我们虽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总结一下,休整一下,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博古讲这番话无非是想宽慰一下众位将领,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轰”的一声,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开来。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近六千,敌人伤亡不到三千,怎么能说是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像这样打下去,老本会赔光的!”

    “今天叫在这突(短促突击)一下,明天叫在那儿突一下,我们军团给突突得差不多了!”

    ……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也愈发尖锐、犀利,朱德作为野战军司令员,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想从侧面提醒李德,不该照搬正规战、阵地战的原则。可李德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仗打成这样,朱德心里也很恼火。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还是输了。”

    朱德一番实事求是的发言,令全场顿时静下来,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脸立时就阴沉下来。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没有理会他,又继续讲到:“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来,损失就会小一些。彭德怀同志曾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下面的各军团指挥员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李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诿下去,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于是站起来说:“这次广昌战役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说完话锋一转:“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时,我们的火力又没有组织好,再加上实施短促突击的时候不够坚决……”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怎么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懂吗?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李德一听,是彭德怀对自己提出的“短促突击”有意见,大为不悦,于是傲慢地说道:“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有一点缺点?”

    彭德怀一听更火了,气愤地说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一战,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呢,每战都在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本想停留半天消灭被围的最后一个营都不准……,第二次打南丰,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红军将士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垮了……。这次广昌保卫战,结局你们看到了,完全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开创至今已有8年了,创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崽卖爷田心不痛,就这样被你们送掉了!”

    一番电闪雷鸣般的怒火喧泻,彭德怀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过后,他觉得翻译没有把他的话完全讲给李德听,便扭头对身后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道:“尚昆同志,你把我后面讲的话告诉他(李德)!”

    杨尚昆和其它在座的高级指挥员们,无不为这番话在内心拍手称快,他曾留学苏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听彭德怀这么一讲,便毫不犹豫的站起来用俄语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一个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

    此话一讲,李德顿时暴跳如雷:“封建!封建!你不满意,就是因为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

    彭德怀是个宁折不屈的真汉子,针锋相对地冲李德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样去战胜敌人的问题,你硬要往其它事情上扯,简直是下流无耻!随你怎么说好啦,开除党籍、公审、杀头,我都准备好了!”

    博古站起来,向杨尚昆一挥手,似乎怪他多事,不该翻译后面那几句话,接着严厉的对彭徳怀说道:“老彭!太过分了,就凭你对顾问这种态度,就得给你处分,你们先回去吧,以后再谈。”

    会议不欢而散。彭德怀毫不留情地在会上对李德、博古等人开了一炮,所幸他们慑于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对他有所动作。只可惜,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广昌战役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岗、建宁、永安、连城等地,并集中三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推进。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也把主力红军分成六路,实行所谓“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想处处设防,却防不设防。

    5月12日,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组成的东方集团又进行了建宁保卫战,在建宁及其附近的洛阳堡、都书坳下、雪山嵊、安仁、武镇岭、马元桥、同元桥等地抗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的进攻。

    5月15日,敌人集中第八纵队、第十纵队攻击我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守卫的马元桥、同元桥阵地。我守备部队力战不支,阵地被敌人突破。

    5月16日,国民党军集中八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福建建宁县城。是日晚,红军主动放弃建宁县城,向宁化地区转移。

    7月16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主力于桂风台、大寨脑阵地抗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四个师的进攻,战斗进行了四天,部队伤亡巨大,被迫后撤。

    8月5日,敌又以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持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五军团与三军团并肩作战,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敌精锐第八十九师一上来便发起数次强攻,均被我军击退。由于这一带全是小丘陵,期间遍布着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供双方利用。敌人攻的猛烈,红军将士守的顽强,胜败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此后的几天时间,英勇的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硬是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将敌八十九师打得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第三天,敌人又换上新的部队重新组织进攻。担负正面防御的三、五军团相互协同,一直坚持到8月28日,因伤亡严重(共伤亡2300余人),不得不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败仗一个接一个,形势越来越糟,博古不得不决定再次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的政治局委员,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军团长、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首次参加的军委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结果,你们不听,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们也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毛泽东不顾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听得进别人的建议,而不要错误的一意孤行。

    甚为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们固执己见,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

    这次会议后,红五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布防,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军团部到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日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的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对台下干部们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受中革军委指派,来担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支英雄的部队!”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现在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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