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雄之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适度深蓝 本章:三、英雄之死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些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几乎清一色由北方汉子组成的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帮我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

    其实,季是一位很优秀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曾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冯本人很少来,平时工作都是由季主持操办的。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AB团、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是戴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是在肃反中遭到枪杀的,而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

    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思想也有些波动,尤其是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实行拆散混编,加之上级对待十五军的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有些想不开。这其中就包括补充问题,该军主要由原七十四旅编成,在整个五军团乃至红一方面军,都是战力最强的部队,即使在混编之后,全军也有五六千人。部队历经赣州、龙岩、漳州等战役,伤亡及大,却一直得不到补充。当时的一、三军团基本上是作战时打掉多少,立马就增补多少,在兵员上从未犯过难。而十五军在漳州战役过后,只剩下一千余人了,充其量仅够编一个团。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给中革军委拍发的电报中就曾提到:“红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四十四师兵力甚薄,共只千余人,加上单位太多容易分散,在战术使用上甚不合宜……”

    如此可以想象,黄中岳内心是多么的痛苦。漳州战役时,黄萌发了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的主意,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三一年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搭档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此外,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莫须有的罪状。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肖世俊(十五军参谋长),李聘卿(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牛冠甫(十四军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等7人。

    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没有!我都离开部队,准备出国了,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现在呢?再说,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

    ……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过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只说了些风凉话。”

    “什么风凉话?”

    “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有顶的房子多。就这些,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

    “你是拒不承认啦,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最后判决如下:

    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牛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此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没有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1932年8月10日,由毛、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季、黄为此案主谋,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牛、高、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叛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他们均被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日子虽过得漫长,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平反,还自己一个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时,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把季、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拖队伍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经中央书纪处批准,对季、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予以平反。英魂终于昭雪,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来的太晚了,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原宁都起义过来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杀害了。

    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混编,人员编的很散,可以说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地方部队和苏区各机关到处都有。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当时究竟上演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人参与起义,起义后又为革命出生入死,换来的结局竟是“靠不住”,难道“靠不住”,就应该统统杀掉吗?这些人的冤死,又岂是一句“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账!”能够说得清的。

    他们死的凄惨,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共和国的无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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