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时代洪流的“红二代”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志刚 本章:卷入时代洪流的“红二代”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当时,属于高干家庭。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外表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生活其实是相当困窘的。家里人口多,有任泉生父母以及四个孩子。任泉生夫妻两人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家里六口人,还得接济在河南的任母兄弟等亲戚。任志强记得,他母亲总往老家寄钱,“河南省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如果不靠他们寄钱,可能我舅舅他们都死了。”即使现在他母亲已经90高龄了,仍保持着寄钱这一习惯。

    任志强小时候去照全家福,穿的都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他们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接一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就接着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饿的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是稀粥加一片窝头,中午是红薯面、高粱面的窝窝头。

    在父母被打成右派之后,家里日子更加难过了。

    回忆起母亲,他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手握成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人每逢吃饭,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竖起右手食指,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那一半饭量比她多。”

    在2010年5月18日的采访里,我问他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了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2009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他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给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孩子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我跟着到处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

    潘石屹和任志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次,潘石屹、任志强和曹景行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谈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诉我:“曹景行年龄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触,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任志强家是高干,他家的桌子都贴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标签。我说我小时候家里没有桌子。”

    任志强说:“潘石屹家再穷,一张破床也是他私人的。当时国家公务员都是供给制度,我家里穷得连自己的一张床都没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惨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在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这在当时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家庭离散,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以天生该如此的态度坦然接受。1968年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父母)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与他同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现是在国防大学任教的少将,他记得,他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先是坐了两天火车到陕西铜川。第三天,部队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到延安;第四天又坐卡车到延安郊区李渠,在那里大队的驴车正等着他们。行李放驴车上,人跟着走,走上三四十里路,到了冯庄公社。在冯庄歇了一夜,第二天又起来赶路去郭庄。

    在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革命圣地,好。如果天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旱涝保收,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多斤,主要农作物是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面积种细粮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成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填不饱肚子。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元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1971年的延安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水平。

    2010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四十公里,全程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居住过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洞口约两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子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是个羊圈,比这还破。

    刚下郭庄的时候,任志强想去延安宝塔山“朝圣”。他与其他知青结伴,半夜两点出发,步行60里路抵达李渠,再在李渠公路边上拦截过路车辆,搭上顺风车一路坐到延安。耗费了六七个小时之后,这群知青终于来到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花上三毛钱,到了宝塔山,照了相作留念,又当天返回了郭庄。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分口粮,一个人只有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郭庄的老百姓对任志强很好,觉得这个后生肯干、能吃苦,也很好学。

    郭庄没有干净的水。黄泥塘里的水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缸里的沙土能积半缸。舀水的时候不能搅动,一搅沙子都起来了。“经常缸里跳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说。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认为吃苦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人的性格成型,都是在青春期奠定的。17岁的任志强在郭庄经历了一段与过往不同的岁月,与一群他从未接触过的、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生活了一段日子。这段下乡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等于是确立了他一生的轨迹。

    任志强回忆起过往,说:“当然了,我们不会忘记背着麻袋上山背粪、犁地、扬场的经历。后来我在部队干农活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一个城市来的人怎么所有农活都会干。因为我在农村待过,我可能比有些农村来的当兵的年轻人更熟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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