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曾经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遥远的历史记忆让我们不再固步于当代中国制造的迷人光辉，也不再为暂时的困境感到无力应对。

    历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从容光焕发到沉入黑夜，一切似乎只是一场轮回。只是，每个轮回的开端，总会面临新的问题。

    “家天下”

    温州制造业的前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庭作坊。这一出身就注定了温州企业的家族企业形式。这一桎梏，是制约温州资本发展的一大因素，更毁灭了无数发展前景无限的企业，酿造出许多令人欷歔不已的家族悲剧。

    温州企业家李忠文，以4000元起家，从1994年起，不到8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成80家连锁鞋店，最多时曾超过100家。李忠文本人被称为“中国鞋王”，其拥有的百信鞋业总资产曾达到30多亿元。

    然而2003年5月，这位鞋王却以涉嫌票据诈骗的罪名在长沙锒铛入狱。表面看来，百信鞋业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对供货商恶意欠款，在客户的催促下开空头支票，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百信鞋业采取的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在百信鞋业，实行典型的家族式管理：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和管理层职位都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监督和制衡。由此导致百信鞋业内部管理混乱，问题重重。百信鞋业配货中心由李忠文的几位亲戚控制，经常发生吃回扣、中饱私囊的现象。对此李忠文也有所耳闻，但碍于亲戚朋友的“面子”，他无法进行制度性惩罚，只是曾经在开会时不点名地大发雷霆。

    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自然无法有效管理百信鞋业，加之此前李忠文采取的赊销模式出现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的悲剧。

    李忠文个人的悲剧，也揭示了温州家族企业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创业时期，企业规模小，人手少，容易控制；企业做大后，人手多，共同创业的亲戚朋友想法发生变化，企业不易于控制。此外，家族企业将最终决定权系于老板一身的决策机制，也容易使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温州远东皮革。这场“豪门纠纷”并没有脱离中国商业史上家族成员争权夺利的范式，在浓烈的商业气息的渲染下，情节离奇，结局沉重。一个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大集团在无休止的争斗中分崩离析，渐行渐远。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或产品质量，而是经营者的素质与管理，而这正是温州中小企业的软肋。每天生产更多的产品，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对勤劳且能吃苦的温州人来说，是其长处；但将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做成百年老店，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温州老板来说，却有些勉为其难。

    同样，目前绝大多数的温企都已经稀释了家族或个人的股权，通过吸引社会力量改组成具有现代气息的公司组织形式，如正泰集团和吉利集团等，都已经从家族企业过渡到股份制企业，突破了其短板，正在沿着规范化的道路走下去。

    在浙江或温州制造企业的发展史上，也并非没有家族企业成功的典范。如奥康与红蜻蜓摒弃家族模式而齐头并进发展。温州康奈集团与佑利集团也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世袭制的两代之间的传承与接班，并在第二代创业者手中获得进一步的飞跃。

    1998年7月7日，郑莱莉谢绝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的邀请，从深圳回到温州，第二天到康奈报到，职位是“车间工”。

    从第一道工序划料做起，到裁料、贴皮、缝帮、进入流水线，难度加大。郑莱莉戴着近视眼镜，坐在工人堆里专心学习，两只手磨得满是水泡。师傅心疼，偷偷向她父亲求情。郑秀康并不理会，创业时他吃的苦更多。半年后，郑莱莉掌握了所有制鞋流程，参与公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