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转学清华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田本相 本章:第十章 转学清华

    1930年的暑假,曹禺决心离开南开大学,他的目标是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当然,南开是不愿放走他的,因为南开的演剧活动还需要他。但是,他的决心很大。他觉得在南开所学的专业太不符合他的志愿了。也许,他还觉得南开比较保守,和他要好的同学孙毓棠也在鼓动着他。这次报考清华是立了“军令状”的,南开提的条件是,考不上清华,就不准许再回南开。即使这样,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促使他们背水一战了。

    一放暑期,他就和孙毓棠到北京来准备考试了。他们住在孙毓棠外祖父的家里,这是一个落魄的官宦人家,宅子虽然已经破旧,但却清静,倒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这次考试是很顺利的,他和孙毓棠都被录取了。曹禺是作为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而录取的,孙毓棠进了历史系。另外,还有六名南开同学也都被录取了。这对曹禺来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他终于摆脱了早已厌倦的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而西洋文学系,对他这个热爱文学、热爱戏剧的青年,当然是富于诱惑力的。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他总是充满着憧憬,新的机遇又使他在憧憬中织出一幅幅美妙的图景。

    清华,的确是美丽的,俨然一座“世外桃源”。和南开比起来,处处都显得更新鲜更动人了。

    校园清静幽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在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土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天空中悠悠的朵朵白云。这里,既有被吴雨缮(吴宓)教授考证为《红楼梦》中怡红院的古月堂,还有为朱自清教授所欣赏流连的“荷塘月色”,巍然屹立的大礼堂门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通体红色的礼堂相映成趣,可谓“怡红快绿”了。体育馆的围墙上布满生机盎然的爬山虎,图书馆掩映在碧绿的丛林之中,还有工字厅、科学馆、同工部……一座座现代的建筑,都诱发着人们强烈的攻读愿望!而土丘、小河、木桥、亭台,更给清华园增添了秀丽的姿色。这美好的学府给曹禺带来美的遐想。他想,他转学清华转对了。

    他满以为西洋文学系的课程,定会比南开的政治经济课程更有趣,更是有吸引力,但他的希望却部分地落空了。他早就知道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据说王先生对戏剧很有研究,专门教授戏剧,他对教授抱着满腔希望。他去听他的《戏剧概论》、《莎士比亚》和《近代戏剧》,但王先生讲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按照他编的讲稿在课堂上读,照本宣科。高年级同学说,他每年都是这样照本宣读,不增也不减。他讲的内容倒很扎实,这未免使曹禺感到太枯躁了。还有吴宓教授,为人很怪,教的是西洋文学,讲19世纪浪漫诗人的诗,却专门写文言文,一身老古董气息。再有就是一些外国教授,毕莲(A·M·Bille)、吴可汉(A·L·Pellard——Urguhard)、温德(R·Winter)、瞿孟生(P·D·Jameson)、瑞恰慈(I·A·Richard)等。虽然,在课堂上也不无收获,但曹禺似乎感到光靠听课是不行了,必须自己去找老师,那就是书籍。清华有一种很好的风气,每个教授上课都指定许多参考书,就放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任学生自己去读。像王文显先生的戏剧课,就指定学生去阅读欧美的戏剧名著。曹禺得感谢王先生,因为那时学校每年都有一大笔钱买书,王先生是系主任,又是教戏剧的,他每年都要校方买不少戏剧书籍。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从外国古代戏剧到近代戏剧作品,清华图书馆收藏得很多。正是这些戏剧藏书,为曹禺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戏剧天地。

    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他最如意的所在。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里,鸦雀无声,每当坐下来,打开书本,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生动活跃的世界。他沉迷在这世界里,忘记了一切。有时,连吃饭都忘记了。世界变得是如此绚丽多姿,美不胜收。特别是那么多戏剧书刊,很多是他未曾看到的,他真是如饥似渴地在吞吸着。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

    他的老同学孙浩然这样回顾曹禺在清华大学的读书生活:

    家宝肯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很少发言,他总是坐在一边听,一边记。他什么都记,把那些警句记下来。笔记本上横七竖八,也记别人的谈话,他是博闻强记。两次留美没考上,同他这种有点奇怪的读书有关系,他课内功课不是很好的,他学好几种外语,又要看好多书,顾不上其他功课。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出来,也总是抱着一摞书,在路上碰到他,他也在看书。考留美主要是考课内的功课,第一次是考舞台美术,张骏祥考取了,第二次是考戏剧,那时已毕业了,是一个号称“鬼才”的同学考取了。①

    他除了学习英语外,还学德语和俄语,这自然要用去不少精力。而更多的时间是钻研戏剧。同以往不同了,不再是零零星星的阅读,而是从西方戏剧的发展历史中,去进行系统的欣赏和琢磨。读戏剧史,也读戏剧理论,从希腊悲剧到现代的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底得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使他倾倒。他未曾想到,一千多年前竟然会有这样的伟大杰作出现。他说:“我喜欢艾斯吉勒斯(Aeschyles)那雄伟浑厚的感情,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Medea)。”②他更惊异的是那些具有神奇诱惑力的故事,血缘的关系,天意的报应,命运的残酷;在那些绝妙的巧合中都隐藏着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是那么令人痴迷,又是那么令人深思。他还不能说清楚这种悲剧的神秘性,但他似乎从中领悟到戏剧的美感和那种神秘,是凝结在一起的,但这些,决不是卖弄,是真实,是悲壮,是崇高,是力量,是美的震撼。

    在中学时代,他也接触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现在能够用英文来阅读原著了。当他迈进莎士比亚的戏剧殿堂之中,不能不为之叹为观止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复杂变异的人性,精妙的戏剧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浩瀚的想象力,使他拍案叫绝。他特别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意和诗的语言,他以为那诗像圣泉一样喷洒而出,滋润着人的心灵。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流氓坏蛋,一个乞丐,一个王侯,一个鬼魂,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潺潺涓流,时如长江大河,内蕴着人性的奥秘,饱含着永恒的真理。他以为莎士比亚的天才是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

    莎士比亚的浩瀚博大令其折服,而契诃去戏剧于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也使他倾心。契诃夫把他迷住了。他觉得契诃夫同易卜生、莎士比亚都不一样,契诃夫的戏剧感情深沉而不外露,在它那里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凡是曹禺心爱的剧本,他总是喜欢反复地读。《三姊妹》,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但他仍然兴趣不减,有时一合上眼睛,眼前就展开一幅秋天的忧郁的图景。玛夏、京林娜、阿尔加这三个有着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偎依在一起。他似乎看到她们眼中泛起的湿润、忧伤和悲愁。有时,耳边响起了欢乐的进行曲,又谛听着那充满欢欣的军乐渐渐远去,消失在静默和空虚之中。他仿佛看着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在喃喃地低诉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他沉浸在这戏的氛围里,自己眼里也浸着泪水。《三姊妹》抓牢了他的心灵,他暗下决心,要俯首贴耳地拜契诃夫为师,低声下气地做个劣等学徒。他把这个审美的追求深深地藏在心里。

    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令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还有开现代派戏剧长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他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

    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恋音乐了。来到清华,他对音乐就更喜爱了。学校有一个军乐队,有着各种乐器,大礼堂经常播放音乐唱片,供爱好音乐的学生欣赏。

    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联想,每当他走到大礼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曲又响在耳边。他又总是把辉煌的建筑和音乐联在一起,清华的大礼堂较之天津的法国教堂更令人赏心悦目,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大门,耸立着高大的圆柱,半个球形的圆顶,显得格外庄重。门前的草坪一片葱绿,更显得它巍然静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乐曲。偏偏这里又经常传出动听的音乐声,他就成为到这里欣赏乐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它的和谐、明朗、纯朴、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陶醉在人与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丰富的心灵感受之中。他欣赏音乐,从不去理会什么是乐曲的主题。但是,他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命运的敲门声”却能心领神会,强烈感受到那种挣脱黑暗的艰难和赢得光明的喜悦,那富于进取搏斗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再有就是莫扎特的乐曲,莫扎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位音乐家肃然起敬。他惊叹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愤恨那个摧残压制天才的时代。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交流,也许是它那雄伟的史诗般的风格和对希腊悲剧的感受交融起来,而它那种具有强烈探求的主题音乐,唤起他当时内心探求的激情。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时而愤怒咆哮,时而沉思静想,那种带有悲壮的戏剧性,诱发起他感情的缴荡。对巴赫的作品接触更多了,无论是他的《受难曲》,还是《b小调弥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对人生的思索。曹禺更进一层领会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顿、舒伯特、肖邦的乐曲,他都有所领略。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常常把他带进一种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对交响乐,它那严整而复杂的结构,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谐和完整,是整体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说,

    不知我怎么就又迷上音乐了。那时清华大学有军乐队,我跟一位老师学巴松管,但是很难吹,吹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兹,花腔女高音,也是听得入迷的。记得是德国的古诺夫,在北京饭店演出歌剧《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剧,从清华赶到城里去看。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①他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家宝在清华就喜欢音乐,在乐队里吹过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我们又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在城里跟一个俄国老师学,家宝跟王龙陞老师学巴松管。当时清华还有一个德国老师古普柯教钢琴,一个俄国老师托谋夫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家宝对我学小提琴很支持。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去搞音乐了,考试能通过就行了。家宝很赞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热情的,也很诚恳。他以为一个人热爱上一种事业,就搞下去。他觉得考试不是很重要的。①

    音乐对曹禺的影响是潜在的,对音乐的感受都渗透在他的艺术细胞之中。他自己说,这种音乐影响说不清楚,其实音乐对他的艺术的和谐感、节奏感、结构感都有着潜在的陶冶。可能,人们会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可看到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响和启示,还特意安排了巴赫的HighMassiusguiVenaitDominiNomini,大风琴伴着合唱颂主歌,教堂外边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使序幕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把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后来的《日出》的打夯号子,也是把音乐插入戏剧的尝试。但曹禺的音乐感是更深邃地渗透在他的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节奏和戏剧语言之中。这些,倒是只能意会而不好言传的。

    当曹禺正在尽情享受着读书的欢乐时,他怎知道,清华园也并非是一座“世外桃源”。这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历来就充满着斗争。国内政局的变化总是在清华反映出来,单是1911年到1928年,17年间,校长就十易其人。军阀政府每改组一次,就要更换一次校长,而师生同当局的斗争,也加速了校长的更迭。曹禺还未进校之前,1930年5月,清华师生曾掀起“驱罗”运动。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支持下推行党化教育,独断专行,视教授为草芥,激起师生愤怒。趁当时各派军阀“中原大战”正酣之际,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一时失势,便发动了“驱罗”运动。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悻悻而走。紧接着又有师生抗议阎锡山派乔万迭出任清华校长的事件发生,乔万迭未能上任便被清华人赶出清华。1931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便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派做清华校长。他口口声声说“受命党国”,一到校便施展为清华人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横手段,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驱吴”斗争。在这次驱吴运动中,曹禺也参加到师生斗争的行列里。他参加开会,参加罢课和请愿活动,直到把吴南轩赶走。这使他第一次尝到民主的胜利和欢乐,也感受到学生自己的力量,他觉得清华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对独裁专制,对所谓“党国”统治是决不能容忍的。

    对曹禺震动更大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整个清华园都震动了。全校同学几乎都跌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悲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随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恼火,于9月21日召开了北平军警宪和各校负责人会议,通过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项决议:禁止学生罢课;不许学生结队游行;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学生开会得经校当局批准,并由警察参加“保护”等,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学生代表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在这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爱国热情也越烧越旺。他对当时少数右派学生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深为痛恨。特别是对一个尚××,他憎恶透了。他说:“我当时对刘××,尚××这些人很反感,国民党不是个东西,大家抗日热情那么高,少数败类就唱反调,就是那个尚××,他混在请愿团里,孙浩然等同学从南京回来,说尚××对蒋介石百依百顺,把大家都气坏了。”①

    孙浩然对此回忆说:

    “九·一八”之后,我们去南京请愿,当时我负责交通联络。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上海也有学生代表来,国民党采取各个击破。当时我们绝食,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接见我们,还拿出饼干给我们吃,大家都不吃。蒋介石讲了一套什么先安内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鬼话。在我们请愿团里有个叫尚传道的,是个国民党,他坐在第一排,蒋介石讲完了,他就站起来说:“蒋委员长的意见,我们接受,完全接受。”这把大家气坏了,他同谁也没有商量就这样做了。这个人是政治系的,毕业后进了政界,长春解放时被我们俘虏了,当了战犯。家宝也知道这件事。我好像记得他也去南京了。①

    曹禺没有去南京。但请愿团回来,谈起尚传道的表现,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就在这次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曹禺、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办起《救亡日报》。经费是他们自己筹划来的,印刷请清华印刷厂的工人印刷,说干就干,很快就同清华师生见面了。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我写了第一篇社论,但我一写东西就文学味很浓。第二篇社论就由袁震来写。她写得很好,文章漂亮。可惜这个报纸出了几期就停办了。②

    《救亡日报》发社论,消息,也登杂文、、漫面,蒋恩钿每天还写一段,袁震很有才气的。他们又编又写。据孙浩然说,曹禺也写了不少文章,只是,现在找不到《救亡日报》了。孙浩然虽然是理工科的,但他那时对美术很感兴趣,报纸的刊头美术都是他搞的。

    那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之高,同仇敌忾,为了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有一次,我伴着曹禺到清华大学去,就坐在当年那个大礼堂里,历史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

    就是在这个礼堂里,“九·一八”之后,有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这里讲演,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扫射光了,消灭了。”他鼓吹中国应该向日本投降。台下的同学早已骚动起来。这时,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叫王香玉,山东人,大个头,长得挺魁梧,突然从座位站起来质问这个牧师:“是谁叫你来讲的,叫你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喊着叫着,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热情很高,都组织起来了。到保定去宣传,我是小队长,还闹了一次笑话。本来该后天出发,而我记成是第二天出发了。我通知大家第二天集合。清晨,同学都来了,队伍整理好。我站在队前讲话,很严肃的:“同学们,我们就要出发了……”但是等了好久,也不见汽车来接。一去问,才知道把出发日期搞错了,热情得昏了头。这次宣传,先到涿县,再去保定,最后一站是定县。那时很怪,兴演讲,到哪里都碰到有人讲演,我们也讲演,大家讲起来都挺带劲的。那些岁月,真是令人难忘呵!①就在这次去保定的宣传活动中,在火车上同一位工人坐在一起,于是便交谈起来。虽然是一次偶然的会面,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神色非常沉静、亲切。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到哪里去?他对我们侃侃而谈,谈得又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识丰富得惊人,简直像个大教授一样。但他谈得平易浅显,像说家常一样对我们讲了很多时事道理。最后说:‘好好干吧!你们学生做得对!’他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断定他大概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这个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情感,使我开始知道,在受苦、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中,有一种有头脑的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叫‘产业工人’。这些模糊却又深深印入脑内的认识和印象,在后来写《雷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他亲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使他本是不能冷静的个性,又更加鼓荡起满腔的热忱。黑暗的现实,又往往抑压着这热情的迸发,于是,在他内心所郁积的愤懑便越来越强烈了。这愤懑犹如积蓄着能量的火山,当这能量积蓄到一定的时候,它便会冲破岩壳,喷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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