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林彪共事的“党代表”——聂荣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卜松林李向平 本章:第六章 与林彪共事的“党代表”——聂荣臻

    九峰山之争,聂荣臻关键时刻把了林彪的关

    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城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并肩走着两个神采飞扬的军人,其中矮个子生就一副浓眉,那浓眉下的一双小眼炯炯有神,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年仅27岁;高个子眼睛大大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点微笑,他是林彪的“搭档”——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比林彪年长8岁。

    他们是去拜访老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几天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他俩单独谈话,通知他们中央已决定红军要战略转移,应抓紧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的方向。聂荣臻便提议抽空去看望毛泽东,也许能从他那里知道转移的方向和实施计划,林彪听了觉得正合其意。

    时值1934年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即将从这里出发。

    “噢,真是稀客,不,是贵客临门呐!”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迎客。他显得格外高兴。一段时间以来,被博古、李德他们剥夺了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因为清闲而感到有点寂寞。见到两个老部下来访,故意问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林彪与聂荣臻对视了一下,几乎同时脱口而出:“听说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毛泽东接着问。聂荣臻答道:“要转移。”“你们知道了就好。”毛泽东话到这里打住了,让欲听下文的林、聂有些失望。但他们知道党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便不再细问。

    辞别毛泽东后的第二天,聂荣臻与林彪奉命带领部队到兴国以北的高兴圩阻击敌人,然后赶到预定的集结地域。

    红一军团长征出发时,正是夕阳西斜时刻。策马走在行进队伍中的聂荣臻,不时回头眺望,那蜿蜒远去的于都河,那血色晚霞笼罩的村庄,那高高耸立的古塔,还有那挂着泪花前来送别的苏区乡亲,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一想到红军走后,苏区将会遭受的劫难,他的心就像被锥子刺了似的痛。

    在突破敌军两道封锁线之后、红一军团领受了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我发动袭击或堵截,以掩护军委纵队在九峰山与五指山之间通过的任务。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聂荣臻与林彪意见不一,发生了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争执。

    “与其费劲地去抢占山头,不如趁敌人尚未占领乐昌就冲过去。”林彪向来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吃力不讨好的仗他是不愿打的。

    “这里离乐昌还有一段路,要是敌人先于我们到达,而我们又没有有效控制九峰山这个制高点,岂不要铸成大错!”作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对于林彪主张不按军委命令行事,只顾本部队方便,而不顾中央和其他部队安全的侥幸心理,提出了反对意见。

    “你怎么知道敌人会比我们先占领乐昌?执行军委命令也不能太死板嘛!”在军事指挥上一向自信的林彪,还是坚持照他的想法打。

    聂荣臻提醒道:“我们是靠两只脚走,敌人是乘车赶路。即使我们冲过了乐昌,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我看先派支侦察分队到乐昌摸清情况,怎么样?”见两位主要领导争执不下,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为缓和气氛,提出了这个建议。

    林彪表示同意。聂荣臻坚持原则,毫不退让:“侦察可以,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指示控制住九峰山。”部队在行进中接到侦察分队报告:在乐昌大道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正向北开来。“幸亏没有心存侥幸,”聂荣臻心想。

    林彪似信非信,这回他要亲自调查一番。在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扮成敌人的口吻,与乐昌附近的一个民团团长通上了电话。

    “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粤军3个团前天到乐昌了,有1个团今天向九峰山开进了。”敌民团团长不知和他通话的就是林彪,透露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

    这下林彪着急了。放下电话,他立即命令红二师四团星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一制高点。接着,又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侧翼的茶岭,以保证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的顺利通过。在一旁的聂荣臻,欣慰地笑了。

    遵义城余波,聂荣臻拒绝在林彪的信件上签字

    一副用两根竹竿结上绳网做成的担架,载着聂荣臻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过九峰山时,聂荣臻的脚被刺破了,因为军情紧迫,当时也就没在意,没想到感染化脓了。血战湘江后,这脚别说走路,连骑马也困难。于是,在广西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为他开了刀。

    坐担架给了聂荣臻与军委纵队一同行进的机会,也使他能冷静地思考红军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啊!”聂荣臻对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说。

    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未愈,此时也躺在担架上。

    他同样思索着这个问题,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表示“完全赞成”。

    遵义会议上,聂荣臻仗义执言,批评“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一门迫击炮应放在什么位置都横加干涉,完全束缚了一线指挥员的手脚。会前和会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多次私下找聂荣臻谈话,要他支持博古,结果碰了钉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使敌军防不胜防。足疾基本痊愈回到一军团的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指挥部队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

    一次,红一军团追歼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天色已黑。打了一整天仗饭都没有吃的红军指战员,精疲力竭。聂荣臻动员大家:“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于是,部队一鼓作气追到乌江边。

    前锋部队追到一村庄时,见敌军正在开伙,有个锅里正煮着老母鸡,拿起就吃,敌伙夫不知是红军,还斥责道:“谁那么大胆,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这次追歼战,消灭敌军5000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后来自称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得意之笔”确实使敌人晕头转向,由主动追剿变为被动挨打,但也使红军内部包括一些领导人感到困惑不解,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样走来走去,会把部队搞垮的。”林彪埋怨道。尽管打了一些胜仗,但他觉得这样太累,就像一张弓,应该走“弓弦”这条捷径,现在走的尽是“弓背”路。聂荣臻解释道:“我们这是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有利于隐蔽企图,变被动为主动。”但林彪听不进去,执意写信给中革军委,提出换领导人来指挥。

    信写好了。林彪也许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势单力薄,就将信递给聂荣臻,请他也在上面签上名字。

    “这个字我是不签的,”聂荣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坚决他说,“我不仅不签,而且还反对你上送这封信。”他质问林彪,你跟毛主席最久,还不相信他,要他下台?再说遵义会议刚结束,改组领导的决议刚作出,你是参加了的,怎么又反对了呢?最后,聂荣臻见林彪仍固执己见,便说:“我今天没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结果,林彪单独签上自己名字将此信送出去了,为此在会理城郊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严厉批评。

    两河口暗流,聂荣臻与林彪“抬杠”

    在抢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的著名战斗中,留下了聂荣臻指挥若定的身影。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政委,聂荣臻与司令员刘伯承一道,在长征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从沪定向北,部队进入了二郎山原始森林。粗壮的葛藤在林中纠缠不清,被雷击倒的枯树干横七竖八地挡在道上,茂密的树叶把天空盖得严严实实,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偏偏老天又下起了小雨。聂荣臻率领先遣队的红军指战员,劈藤砍树,艰难行进。

    更大的困难等待着他们。在向天全、芦山、宝兴的征途上,河涧密布,峡谷林立,悬空的索道成了通行的必经之路。一直跟随聂荣臻长征的那匹骡子,过桥时骡蹄陷进索环里,怎么弄也出不来。为了不耽误后续部队过桥,只好忍痛将它推下桥去。而聂荣臻开过刀的脚伤又感染化脓了。

    1935年6月,翻越了夹金山的聂荣臻率领部队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他们,并送给聂荣臻一匹骡子。聂荣臻在回忆两军会师的情景时说:“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北上发展的方针。

    张国焘自恃拥有8万之众,在会上出言不逊,态度傲慢,主张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被会议否决后,仍处心积虑地进行分裂活动。

    第二天,聂荣臻接到张国焘请吃饭的邀请,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彭德怀。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因其犹豫动摇而对其印象不好;在这次两河口会议上,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又亲眼看见其骄横的样子,更对其增加了不好的印象。所以,接到邀请后有些疑虑,但还是去了。

    “你们俩一个在一军团,一个在三军团,都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啊,干劲很大啊。”张国焘席上先称赞了他们一番,接着又说,“你们很疲劳吧,减员很大,是吗?”然后摆出一副慷慨大方的样子,伸出两个指头说道:“我给你们拨两个团补充部队。”席间,张国焘似乎非常热情,但又东拉西扯,一个人滔滔不绝。聂荣臻与彭德怀几乎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

    从张国焘住处出来,聂荣臻禁不住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吃饭?”彭德怀对此笑而不答,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这我当然要的。”聂荣臻也笑了,彼此心照不宣地分手了。

    不久,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左、右路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随右路军行动的红一军团改称第一军,军长、政委仍由林彪、聂荣臻分别担任。

    一天,林彪、聂荣臻到右路军指挥部开会。会后,大家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得较早,晚饭后天还没有黑。“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陈昌浩说。聂荣臻感到有些意外。

    “你觉得遵义会议怎么样?还有,对会理会议有什么看法?”陈昌浩问道。

    “我都拥护、赞成的。”聂荣臻直率他说,心中却不免嘀咕:“他问这些干啥?”联想到前些时候有人提议要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以及上次张国焘请吃饭的事情,他开始警惕起来:“莫非他们都想拉拢我反对毛泽东?”陈昌浩觉察到要转变聂荣臻的态度不大容易,高谈阔论了一阵,从黄昏一直谈到晚上10点左右。聂荣臻早已不太耐烦,便说:“时候不早了,昌浩同志,明天还要行军,我回去了。”谈兴未尽的陈昌浩先是一愣,接着摊开双手无奈他说:“好吧,你走吧。”两名警卫员一个在前面牵着骡子,一个殿后,聂荣臻走在中间,思忖着刚才非同寻常的谈话,越思忖越觉得不大对劲。平时从没有子弹上膛习惯的他,这时却将手枪子弹顶上了膛。他觉得骑骡子目标太大,怕被打冷枪,便宁可走路,直至半夜才回到军部。

    后来,聂荣臻得知张国焘有个方案,拟把他调到红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提醒林彪,要防止第一军被张国焘吃掉。林彪却不以为然,反而责怪聂荣臻有“宗派主义”倾向。

    聂荣臻听了真有点生气了,大声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这里面有路线问题。”“路线问题?那好,你说他路线不对吗?”林彪也扯起嗓门道:“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他的路线更正确?”聂荣臻毫不示弱予以反驳。

    “你这是抬杠!”林彪怒气冲冲,拍起了桌子,一个盘子被打翻跌碎在地上。

    聂荣臻此时猛然醒悟,为什么陈昌浩单独留下他而不留下林彪?显然,再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双方偃旗息鼓。

    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聂荣臻心明眼亮,旗帜鲜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渡黄河东征,聂荣臻替林彪承担责任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军团建制,林彪、聂荣臻分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不久,这支队伍奉命东征,着重打击黄河对岸暗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阎锡山军阀。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致电东征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有时集合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亮出手表振振有词他说:“你看,照我的表还是提前的呢!”为此,后来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部队开始流行一句俏皮话,称“谁‘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作战非同一般,毛泽东专门交代以聂荣臻之表为准,一时间聂荣臻那里电话不断,有的打不进来干脆骑着马赶来对表。俏皮话一时改成了“聂政委的表最准”。

    第二天晚上,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按时发出了渡河的命令。开始想趁夜色偷渡,但船到河心时敌人枪响了,偷渡改为强渡。早有准备的一军团很快撕开对岸河防的缺口,并乘胜向纵深发展。

    这次渡河东征历时75天,共歼灭阎锡山部17000人,扩充红军约7000人。毛泽东在总结东征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肯定了东征的成绩和意义,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批评红一军团有本位主义倾向。

    事情是这样的:东征期间,在北线作战的红十五军团伤亡较大,加上那里是山区,筹款、扩兵困难。毛泽东电示红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到此电报,气呼呼地把电报纸一甩,骂了句:“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捡起电报一看,明白了几分。他知道红一军团目前连队也不充实,再拨兵出去下面工作也不好做,便和林彪一起回电毛泽东,请求免拨。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聂荣臻感到自己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便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认真的检讨。

    5月,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军团长一职由左权代理。至此,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的历史结束了。在欢送林彪的大会上,聂荣臻回顾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功绩,至于他俩的分歧、争论,在这样的场合自然没有提及。没想到分手前,林彪重提此事,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你这个说法不对。”

    聂荣臻针锋相对他说:“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他还想说下去,但转而一想不妥,便又以婉转的口气说:“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创造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至于他俩的分歧、争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对此历史自有也已经作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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