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机会成为明方同志的下属
1960年春，那时我在商业部工作，临时被抽调到“全国财贸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会”任秘书处长，主要是起草大会文件。这次大会是中共中央财贸部主办的，大会主要文件是两个，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报告，一个是中央财贸部部长马明方同志的报告。秘书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全国总工会，财贸口各部均有人参加。经过两个月的反复修改，两个文件的稿子向财贸部秘书长黄植汇报征求意见，他转达了明方同志的一些指示，最后修改定稿。不久大会开完，我们也就各自回本单位了。
几个月后，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中共中央财贸部撤销，明方同志调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宋任穷为第一书记，欧阳钦为第二书记）。财贸部的干部分到东北局、西北局等单位，也向财贸口各部抽调了少数人，其中商业部几个人中就有我。我很不愿去东北，先后找了人事局吴局长、吴雪之副部长、姚依林副部长（他兼任财贸部副部长）。吴局长说，我们向财贸部反映了，是否把你留下，换另外任何一位处长都可以，财贸部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不要别的处长，只要我。姚依林副部长劝我说，马部长去东北，向我们要个人，不给不好。我想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带着极为勉强的心情服从分配，于1960年转到了东北局财委当巡视员。明方同志分工主管财委，我就成了他的间接下属。
1961年陪同明方同志到北京要商品
1961年是暂时困难时期最严重的阶段，东北三省的商品极为匮乏。我们财委根据书记们的意图算了很多账，写成了一个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主要意思是，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调入关内的钢材、木材、煤炭等生产资料多，本地的轻工业比较差，请求中央给予支持，还开列了糖、烟、酒、日用工业品一些商品的数量。这份材料是我主稿的，加上我同商业部主管局比较熟悉，由明方同志带领的汇报组，就把我拉成了成员。
在北京的几天，我们一同住在北京饭店，常在一起，我直接接触明方同志的机会比较多。他沉着文静，对工作深思熟虑，言词较少，说话也是轻言细语，陕北口音比较重。他平易近人，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我们可以同他讲任何意见，不感到拘束。言谈中，他对人民挨饿受苦，缺这少那，忧心忡忡，倍加关切。他尽力熟悉一些我们计算的经济数据和提供的材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东北的困难，提出迫切的要求。他的这番努力和为民请命的真诚，为以后东北三省争取商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随同明方同志工作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一主要是分析暂时困难时期的形势和提出相应的对策，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真话。毛主席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中央召开这样大规模的、这种方式的大会，是用心良苦的，起到了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的重要作用。我作为东北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协助明方同志办些事情。记得这段时间，明方同志压抑的心情稍有缓解，对全党团结一心克服暂时困难增强了信心，也提出了一些办法。他为了表达此时的心情，还写过一首诗，发表在《辽宁日报》上。记得诗中有春风转暖之意，表达他对暂时困难正在克服的信心。为了让东北局财委的同志尽快了解大会精神，他让我提早一两天回沈阳。那时不像现在有复印条件，我又担心回去说不准确，只好把由少奇同志作的主题报告（草稿）日夜加班抄了一份，这虽然有悖当时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为了工作我只好这样办。这事我事前事后都未曾报告明方同志，免得他为这操心。我回到沈阳后，向财委主任白潜等同志汇报了大会情况，并把抄的文件（草稿）交给了他。特别提到明方同志要我早回来通信息，是希望大家早作准备，更好地贯彻大会精神，财委同志对明方同志的这种忧国忧民和兢兢业业的负责态度深为敬佩。
“文革”期间明方同志惨遭浩劫
“文革”的空前浩劫，东北局是重灾区，宋任穷等领导干部均被打倒，机关工作人员也陷于灾难性的派性斗争。领导干部中受害最惨重的是明方同志，他是被当作新疆监狱的“叛徒”首先“揪”出来的，关进了监牢并被折磨而死在牢中。我当时因为一句话被歪曲说我攻击“林副统帅”，这成了弥天大罪，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批斗，关进了“牛棚”。由于我曾随同明方同志外出工作，又是一同从北京调来的，还因为“文革”初期东北局组织部透漏出一个信息，说东北局财委有几个干部已批准提升厅局长级，只因“文革”发动而未宣布，这个名单中有我。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有些人就给我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叛徒马明方的黑爪牙”、“叛徒马明方的小爬虫”，就这样把我同明方同志串在一条线上了。在他被揪斗以前，我同机关几位同志在一个他暂避风雨的地方见过他。那时他极为疲惫和忧郁，用低沉的声音嘱咐我们一些话，主要是要我们应当讲政策，注意工作方法。他哪里知道“四人帮”及其在东北的爪牙完全把他当作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果然不久他就被抛进了大牢。因此，那一次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次，1969年，我从“牛棚”放出来，背上党纪处分，全家按照辽宁省革委会的“政策”被送到北票县“插队落户”，当了八年年农民，1977年调回北京。1979年，党中央为明方同志平了反，在八宝山召开了隆重而肃穆的追悼会，我们调到北京的原东北局的同志大都去参加了追悼会。大家深情地怀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家。谈到他晚年的遭遇，无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