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

    接着，当我们正等着西蒙兹有关米切尔的第二个报告时，突然一桩旧案落到了我们手里。安东尼·布伦特爵士，这位军情五处战时的高级官员、女王陛下藏画的鉴定官、国际美术史专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里供认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为俄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馅的，当时军情五处被联邦调查局告知，说美国公民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诉他们，三十年代和他在剑桥的同学布伦特曾招他为苏联工作。为此阿瑟·马丁飞去美国会晤了斯特雷特，后者肯定了这一事实，并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在英国法庭上作证。

    为了考虑如何来处理布伦特案件的问题，我们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局长把这个案件视为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在各情报部门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宠夺利当中，只有军情六处曾藏匿过被确认的叛徒，但军情五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这对于我们情报部门在白厅中的声望极为重要。特别是霍利斯，渴望着得到内阁和内政部官员青睐，深恐布伦特案件影响军情五处的地位。此外，还存在着人们对发生丑闻的恐惧。霍利斯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十分敏感，也非常清楚，如果布伦特事件见诸公众，则对他们自身，对军情五处，对现任的保守党政府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连串的有关安全的丑闻打击下终于辞职，普罗富莫事件曾是这些丑闻的高潮。尽管霍利斯因敌视工党而对此毫不隐讳，但当时工党在公共舆论中声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于对布伦特的起诉所激起的丑闻的巨涛，将会把本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府摧垮吞没。

    阿瑟和我的动机很简单。我们想及早地插手布伦特案件，看看布伦特能否对军情五处更深的渗透提供一点线索。牵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场审判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在获得布伦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会耽误——如果不是彻底破坏——这种合作的机会。豁免对布伦特的起诉，这可能是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问题上惟一值得注意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检察总长的批准之后，阿瑟·马丁就去找了布伦特，后者几乎立即承认了他曾为苏联罗致人才和充当间谍。

    在布伦特供认后数天的一个黄昏，霍利斯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局长办公室去。霍利斯和琼斯坐在他的办公桌的两旁，神情严肃。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格林公园。

    “维克托，你好！”我说。对他事先没有同我说起而径自来到办公楼，我略略有点吃惊。

    “感谢你到这里来，彼得。”他用一种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边掉转身来面对着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不安。

    “我刚刚把安东尼的事告诉了维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断说。

    维克托看上去神情颓丧，这一点也不奇怪。布伦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剑桥，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又共同服务于军情五处。战后，各自的事业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个日益变得灰暗的世界里，他们是一对奇才，彼此过从甚密。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维克托也和布伦特一样受到怀疑。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号靠近维尔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个战时，布伦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儿。对维克托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布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