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健 本章:《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较广的“手抄诗歌”。这首政治幻想诗,集中体现了当时老红卫兵的狂热。此诗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极度崇拜。

    《人民日报》以通栏篇幅不断登出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泽东,手举毛主席语录、画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与军警连环“浴血搏斗”(《人民日报》语)八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人民日报》载文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

    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这实际上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多以来,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十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十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十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在广西边境凭祥,他们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最终越过了边境线,穿越丛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内的公路上,四个人截住一辆卡车,一个劲儿地说:“巴亭、巴亭。”越南司机立刻明白这四个中国人要去的是河内巴亭广场。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一上车,不顾车厢的剧烈晃动,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10点,河内到了。借着路灯,他们看见了巴亭广场、主席府和隐在树后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朱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快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四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20多架敌机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

    “……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

    “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像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远飞的大雁》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作”吧。

    《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在1966-1968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铤而走险。在游击战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籍的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 四川 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捧一捧井冈山的土》北京?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神圣的十月》河南 东方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作者是北京101中学老红卫兵藏平分,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谢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一班。”

    “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

    “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痛苦直渗进我的心田,空间——消失了,时间——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烧,耳畔雷鸣电闪。山岳沉默、大海呜咽,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连;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纯真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尹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已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盼望着这一天。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各种情绪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

    《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而生,并且红极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出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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