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你还是得承认，米涅·渥特丝这家伙果然真的挺厉害的，有她非寻常类型小说家等所能及的一套。《魔鬼的羽毛》这本书，对一直读她小说、习惯而且预期她狂暴一击的人而言，这回可能会相当惊愕，一种感觉不坏的惊愕——不是暴力没来，它照样约好一样地现身，但形态因书写视角忽然拉开而产生了有趣的变化，其功能和意义也因此大大不一样了，暴力不再是收场的高潮，不再像瓦格纳乐曲般的震撼结束，事实上正好相反，它成了开始，成了个轻巧（没有错，我们这里用的是轻巧一词）的转折。渥特丝笔一滑，整个世界豁然柳暗花明地展开，所有人像解了魔咒似地由一尊尊石像开始动起来，也有了表情、笑的能力和彼此招呼谈话的能力，时间也才开始又动起来，复原了它的流水节奏，如小镇中心的喷水池又重新喷洒起清凉舒服的水花。这里，渥特丝居然把个凌虐、强暴、屠杀的跨国疯子罪犯，写成了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刀锋一吻，整个世界瞬间一起醒了过来。
我们仿佛看得到渥特丝狡狯而且满足的笑容。
很可惜这部分我们只能如此节制而且密码化地讨论，这是推理性小说最森严不人道的守则。但也许，我们可因此看一下小说中的时间景观及其意义，这上头《魔鬼的羽毛》一书颇为大胆，也有一定程度的特殊表现。
之前我们讨论过，渥特丝这个暴力分子愈来愈倾向犯罪小说，但其实小说隐藏的结构布局仍是英式的、高度控制性的。大体上而言，犯罪小说因为有其写实的负担，不方便太改动时间的现实正常节奏，它最常做的是快转放映般地把时间整个调快，好得到某种追逐惊悚的效果，倒不在节奏的基本松紧急徐这上头动太多手脚；英式古典推理的时间则是纯戏剧性的，门一关窗帘一拉，没有天光没有市嚣人声，封闭空间里人首先丧失的便是现实的时间感，要快要停要进要止，悉听说故事的人方便。而也许又跟它书写的形成年代以及彼时人们的时间感有关，那时候人们可耐心多了，反正晚饭后炉火边真的也没太多事可做，所以急什么呢？这就是英式推理好整以暇的所谓布局，时间被晾在一旁，得等所有该到的人、该有的布景什物全一一摆置妥当，才获准重新启动，这绝对是人类小说史里最贵族、最恣意使用时间的书写方式。
但也没有人像渥特丝《魔鬼的羽毛》这么干的不是吗？在这本小说中，她整整拦住时间达三分之二的篇幅，一步也不让故事往前走。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滂沱大雨沛然洗下来之前的持续加压过程，但老实讲读小说的人真的已完全分不清了，所谓压力究竟来自她苦心安排的暴力以前所未有的迟缓脚步一分分近身呢，还只是我们自己单纯的封闭性缺氧。我们只能说，渥特丝对待她的读者，还真像书里头的王八蛋麦肯锡对付第一人称的女记者康妮一样，绑架她，把她关入小小牢笼里还蒙住她眼睛，定期押她出去凌虐一番。“我只对脚步声产生依赖。我渴望听见脚步声，因为怕自己会被弃之不顾慢慢饥饿、脱水而死——却又畏惧脚步声，因为这表示我会被押出牢笼。”
这样的不人道的小说布局方式是否已构成犯罪行为我们再说，但一般来说很难是匀称的、均衡的。惟奇怪的是，等我们读完《魔鬼的羽毛》全书呼口大气，我们却又觉得合理、自然，没什么头重脚轻的结构性问题。
我个人一直这么觉得，渥特丝的小说有某种奇特的暧昧性，闪烁于极通俗极典型和极个人极风格这看来全不共容的两个极端，问题是她并非调和地站在中点，而是惟恐天下不乱地把这两端更往外推，仿佛推过了腐烂的恶臭阶段便成了有机的黑色沃土。再举一个实例，像《魔鬼的羽毛》书中康妮这个角色，当然是很基本的“被害人/破案者”两重合一角色，这在后来的推理小说因兼具某种合理性和趣味性十分好用遂发展成为公式（合理性来自没英雄、没私家神探、人人忙碌疏离少管他人闲事的现实考虑，因此自救成为最强的破案动机和驱力；趣味性则是猎人和猎物的交换轮替，还增加故事的追逐性和速度感，等等）。但这样的角色设定很快被那种惊悚的、连续杀人式的小说和B级电影（要命是电影还经常三集四集五集地续个没完）彻底用滥掉。也就是那种某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因为身陷呼天唤地的无援处境逼出肾上腺素来，遂在最终警车呼啸赶到的前一刻，尖叫、披头散发、一脸血一身伤地把那个又像基督教义不死恶灵又像未来世界生化人终结者的凶手给干掉。作为当前指标性甚至领头性推理作家的渥特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但她不退反进，把被害者这一端的康妮弄得更创伤更崩溃也更懦怯自怜，已达变态心理学式小说的地步；也正是在这团烂泥巴里，只剩心智活动能力的康妮却循此脱逃出来，不像自顾不暇的自救者，而是一念清明的昔日安乐样神探，她不仅把自己的案子给收拾得有条不紊，还甚有余裕地连小镇的陈年悬案亦一并侦破且处理得干干净净。
由此，我们便又亲眼见识到渥特丝这个堪称是独门的特殊小说技艺。如何自最没个性的流行公式“演化”出最个人性的所谓“风格”。这原本已桥归桥路归路、书写者根本就已不是同一组人各干营生的两端或说两种不同行业了，但其间是否还是有连续性、有其质变的那一个点存在？我们当然不至于不晓得，这应该仍是个没明确更遑论终极答案的老问题，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最丰饶最值得想不是吗？每一代人，都应该印证着自己世代的处境和经验，尝试来作答一次才是。
小说的输出
列宁曾指控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列宁认为是同一件事）对外输出“贫穷”。这个指控除了试图描述实况，至少有两重当下的特殊意指——一是试图解释这些“埋着自我毁灭种子”的国家何以不崩溃或至少把时间给拖延下来，还能在一八四八年后宣告西欧内部革命的终结，以此为马克思的历史断言落空解套；另一则是高度政治性、策略性的，指出正义的横遭掠夺、指出彼此共同贫困处境的罪恶源头，把全世界所有这些被欺负的国家、所有受苦的人们“联合起来吧”。
其实西欧输出的东西可多了，不止贫穷，还包括小说家；或换个角度，掠夺的不止黄金和原料，还包括人的苦难等等小说题材。小说也是“埋着自我毁灭种子”的东西，某种层面意义来说，它比资本主义更掠夺，它耗用起土地和资源更凶，因为资本主义寻求复制，但小说总有一个要求不一样、不重复的无上命令，因此它往往像更古老时代的火耕者，一次性使用完一块土地，便蝗虫般地拔营迁徙了。
这不自渥特丝始，这只是“果然又来了”而已。《魔鬼的羽毛》先是西非内战的塞拉利昂共和国，然后是英国愚蠢加入的伊拉克，而叙述者康妮·柏恩斯则是成长于津巴布韦的英籍白人女记者，书中，她还能讲一口斯威士兰语。
这么说吧，这对有倾向现实暴力犯罪、多少要带一笔批判的渥特丝（尤其她意识到她的首相是那个只比小布什智商高一点点、又赖着不肯下台的布莱尔时）尚称可思议，真正较奇怪的是，那种房门一关不是哪里都一样、空间意义只是戏剧性舞台的英式古典推理，干吗跟着人家输出、跟着全世界乱跑呢？像上一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们便看到她总像个旅行社负责人一样，定期出国，一群吃饱撑着的英国人，跑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考古营地，跑到伊斯坦布尔的夜快车车厢，跑到加勒比海的殖民风小旅馆等，完全不关当地人什么事地彼此厮杀一番，既然如此，家丑不外扬地就在自家国内杀不好吗？
还有比方说，号称密室之王的狄克森·卡尔无疑更封闭却也更热衷此道，他偏好有奇怪神鬼传说（但老实说哪一国没有呢？问题只是卡尔知不知道而已），有历史性、宗教性故事黏附的宝物的国度，但门关得更密不透风，杀人的、被杀的、帮凶的、涉嫌的，还有最聪明破案的，大体上仍是同一出处的那寥寥数名盎格鲁撒克逊家伙。
答案有道理但乍看很奇怪，如果我们说，整个小说书写的此一族裔，从长的历史时段发展来看，的确有迁徙传递的倾向，由西欧，而俄罗斯，而北美，而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云云，其中跑最快的，反而是那些现实条件对他最不生影响、最依循某种架空模式的小说家（也就是说，类型小说家比正统的、严肃的小说家跑得快），移动的频率及其速度，和现实世界的摩擦力、附着力成反比，也因此和小说的深度成反比。
卡尔维诺曾称之为“暴烈的观光主义”，这本来是用来解释海明威的，海明威驻外记者式的跨小学说书写方式，海明威的轻描淡写手法云云。海明威是正统的、严肃的小说家里一个特例。
欺瞒的创新
问题关键可能先于一个流于浅薄解释而生的迷思，或就说所谓“求新”“求变”“不一样”“不重复”诸如此类词汇和概念的微差及其混淆——这里，我们先实证性地确定其泾渭分明的两端：在认真严肃的思维世界、心智工作世界里，要做到创新，拿出不一样、没人有过的新东西，这是谈何容易的了不起大事情，如物理学、数学新定理的发见，人穷尽一辈子的聪明和力气都不见得会光临一次，而光临这么一次人就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另一头，这好像又是再简单不过的，比方说在流行时尚上头，每一季都有新装上市，甚至还可以是每一天每一刻的，衣柜子里、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抽屉里的琳琅配件，还有浴室里那些黏乎乎的东西，不都是为着这个吗？
对于认真向着实质内容工作的人来说，你很快就会发现而且埋头进去，事物本身自有其道理、有其逻辑，还自有其进展流变只惟恐抓它不住的途径，太多东西不随人的意志而转，更不是供你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因此所谓的求新求变很难是个真诚、有意义的目标。更多时候它是个错误的用词，人能够每隔一阵子（无法也不应该常常）分神提醒自己的，毋宁只是避免重复、避免单一原地打转的窠臼，要自己冷静下来也适当地暂时抽离出来看看是否有不一样的观看和思维视角；它也往往是个外行的用词，最常使用于好热闹却不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大众传播和流俗传言，它们分不清新的旧的，分不明表象和内容，更不晓得在此一领域人家早已进展到哪里去了；它更可以是个欺瞒的用词，是无关专业工作的额外表演，以求取实质成绩之外的某些利益，还可以掉过头来掩盖实质成就的贫乏。
所以大诗人艾略特要书写者少想少说创新这件事，得认真专注一点；博尔赫斯劝年轻的诗人多写格律诗，别忙着一头栽进自由体里。
爱谈创新、也追逐创新的类型小说，正是这样的欺瞒诡计。这当然有其行业上的不得已之处，可以不计较但不可不察：作为一个类型小说书写者，基本上是表演性而非思维性的，是向着大众而非向着书写对象，通常你必须有效掌握某个“书写模式”，也就是说类型书写本质上是高度重复的、生产线式的，这可以帮你省掉太多事，否则人无法那样定期地、持续地、拉肚子般每半年三个月就交出一部新小说好留住读者，卡好畅销榜上既得的位置。也正因为这样模式性的重复书写，外表上的求新求变才如此必要，成为书写能否继续下去的生死存亡之事，这实质上正是遮掩，用眼花缭乱的腾挪变异来保护实质上的不变，藏好这个赖以维生的重复性模式不被买了上一本书的读者发现，或至少不被读者的第一时间感官发现（感官通常比心智容易糊弄，它甚至可能在心智已发现上当同时仍如梦如幻）。因此，新的角色名字和身份造型、新的地点、新的琳琳琅琅什物行头云云，都只是必要的“抽换”，好持续地欺瞒、刺激感官。惟感官有着趋疲的自然倾向，会产生抗药性适应性，类型小说书写者在遂行水平式的抽换同时，通常还会垂直性地加重剂量，更美更丑、更有钱、更残暴、更血流漂杵云云，没错，当然还有更远更新鲜更不可思议的事发地点，所以我们才说，迟早总会写到外国去的。
因为只是抽换性的附件而已，甚至只要它们制造干冰式的舞台效果，需要用到的只是薄薄一层外壳、象征乃至于仅仅止于一个异国情调和声音的名字，不会触及这些东西沉重深奥的本质部分，也就无需准备、无需事前深向的浸泡理解，因此类型小说才能如此自由，想拿什么信手拈来，想去哪儿说走就走，让卡尔维诺想到观光客，尤其是那种十三天十二国超值豪华大旅行的暴烈观光客。
会不会弄假成真？
《魔鬼的羽毛》书中，有关麦肯锡和康妮绑架、凌虐、追猎到对决，究竟和塞拉利昂国内战、和伊拉克战争以及伊斯兰激进组织有何必要的、有机的牵连？津巴布韦更只是个名字和声音而已不是吗？所有这方面渥特丝所调动的、所触及的、所说出来的包括叙述、解释和批判，并没有比我们从每天报纸国际版所读到的更多，渥特丝小说的真正力量也不在这几纸外电上头。
话说回来，也正因为如今报纸电视这些大众传媒的实时性、渗透性和涵盖性，彻彻底底取代了小说曾经有过的行动性简易功能，那是它承袭自旅行性民间故事传统的，包括新知的传递、远方奇人奇事奇物的记录以及广大陌生世界的探险猎奇云云——游牧时代结束，进入老实而且流汗长茧的农耕时期。
小说的出走和传递现象仍持续进行，但实际的样子变了。输出的不再是小说家，而是现代小说这个文体、技艺、理论及其独特关怀，还有启示——我们看，拉丁美洲灿烂的小说大爆炸，非洲书写的崛起，不再是有个康拉德或海明威闯入，写条河或吉力马扎罗山顶上的冰冻豹子尸体的。如今书写者是在地生活的人，关怀的也是他们自身的存在处境而不是欧洲人美国人的心事。
跨国性的小说书写，或应该正确地说，异质的、陌生的土地上的小说书写，丧失了记者的报道猎奇功能之后，成为难度非常高的事，就像黏着土地的农民的迁徙垦殖多么不容易一样。当然不是说再不可能，像格林就是个了不起的醒目实例，而是说那种观光客式的、投机取巧的、遮掩并转移自身书写困境的老伎俩愈来愈难以得逞，出走到陌生土地的小说书写成为比留在故土更困难而不是更轻巧的事，你不仅得先拥有某个更超越性的关怀和视野（否则新土地对你一无意义），还得耐心蹲住一年两年三年或更长，像农人弄清楚土地、相关的气候水文以及在地作物的特质一样，这是非常挫折且耗人心志的，读过当年马林诺夫斯基困于特罗布里恩岛那本口出恶言田野调查日记的人，都差堪可感受并想像这有多难捱。差别只在于人类学报告就算没有创见，也还有一些死数据，以及调查者本身的资历；小说书写者连这样的保证都没，写不出小说什么都不是，就只是放荡、磨损和年华老去的腐朽而已。
所以我们是有格林这样满心疑惑、要走遍地极到不同土地的不同人居之处印证、思索、找答案找启示的小说书写者，但格林也就只是一个格林而已。
排开这次她招待我们的那几响跨国性的节庆烟火，渥特丝反复耕作的那一方邮票大小的土地何在呢？依然是那种狂暴失控的、已脱离简单合理动机（比方说金钱）、直指如幽黯死牢般人心的犯罪。真正的渥特丝一直在这里，以某种专注到近乎病态执迷的凝视。在这里，她超越了类型小说书写者需要的规格，也因此可能危及她的类型书写规格。
她必须更小心地藏好它、保护它。从现实的理由来说，这里有一个成功类型小说家的既得位置需要保卫，而从书写的深层理由来说，这可拉长战线，让她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有时间有空间持续进行。
快是不可能的，对小说书写真正认真且深向思索的东西而言。
但这样的疯狂杀戮犯罪，该不该把它置放到更异质的历史现场、印证更多样的人类总体经验呢？就像古老的善恶问题驱赶着格林上天入地去搜寻、去观看它的各种变形可能面貌一般？这里，我们带着点猜测也带着点期盼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塞拉利昂和伊拉克在《魔鬼的羽毛》书中的确只是布景和烟幕，但往后会不会弄假成真呢？究竟这是纯粹的糊弄一场，还是渥特丝尝试着、准备着的一根探针？是宣告进入一个新书写场域的渥特丝风格宣言？别忘了，渥特丝是真的可能这么干的书写者，推过了更俗更没想像力的极限，在这里打造出自己的风格，持续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我们等着看吧。
——犯罪，在战争的废墟上
这本书的核心人物查尔斯·阿克兰中尉是英国伊拉克战争的“英雄”——他在领头侦搜时遭到炸弹攻击，重伤部位集中于头部脸部，造成半张脸严重毁容，以及暂时性的失忆，更重要的，他带着这样的脸、这样的创伤记忆活过来，却已是另一种想都没想过的人生。
另一个人物老白，则是福克兰战役退下来的下士，隶属于彼时的第二空降营，打过岛上第一场接触战顾斯格林战役，但现在是酒鬼流浪汉。查尔斯·阿克兰第一次看到他时，老白躺暗巷里遭一群喝醉酒青少年的殴打，其中一名男孩还在他身上撒尿。还是典型职业军人思维的阿克兰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空降营的精锐士官会沦落到躲城市阴暗角落里灌酒精：“老白坐在停车场周边的矮墙上，用颤抖的手打开伏特加。也许是因为这个士官灌酒的饥渴模样，或者是他外表比自称的五十六岁还老，但这幅景象却深深印在阿克兰的脑海，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残酷现实。他难以想像这个人曾是个骁勇军人，可以在福克兰群岛荒凉的山脉上连续两天行军作战。”
但这两个人的生命际遇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年轻的战士成为中年的酒鬼不奇怪，我们甚至会想这太典型太理所当然了不是吗？什么都没做，只挨打受伤就自动成为战斗英雄也不奇怪，至少从越战开始就已经如此了，美国的紫心勋章消耗品般一箩筐一箩筐往前线送，从现实预算的角度来说，封你为英雄比往后的照顾你一辈子要容易也便宜多了，何况还有广告、降低社会反战声浪、利于争取军事预算的效果云云。当然，细心点的人也可以在其间察觉出某个我个人以为颇正面的讯息，我指的是，所谓英勇的意思慢慢变了，过往非要你能杀人、杀很多很多人才够格成为英雄，如今则是因为你的受创受苦，仿佛你代替所有人在某个我们无法阻挡的历史灾难中或我们无力阻止的人类愚行中承受超额的损失和痛苦。说真的，这样的想法其实早已深存人心数千年之久，要称之为人性也无妨，只是在战争的巨大国族意识底下遭到抑制、让我们重返野蛮而已；当我们不必负荷如此的国族利害考虑，当我们不必驯服于那些宣传战争者（希望我们有的）那一套思维方式，我们像“正常人”一样想事情时，比方说你读荷马的，你也许有作为读者的偏好，但终究你不会真的是希腊人或特洛伊人，极少心智成熟的人会以为真正的英雄人物是偏执宛如丧心病狂的无敌阿喀琉斯，而不是沉着、一肩扛下所有的战败者赫克托尔，就算是阿喀琉斯，真正触动我们的也不是他的杀人如麻，而是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他知道特洛伊终会陷落，但他自己却没办法活着看到它——
真正奇怪的是，在近三十年人们已不太相信战争这段时间里，英国这么一个老欧洲的、历史经验比谁都厚实的、而且一般印象如此冷静到不近人情的国家，居然如此正式地打了两场战争。
老白那一次相对来说还比较讲得过去，是阿根廷彼时政府为移转人民对经济崩解的不满出兵占领福克兰岛，只是没想到大英老帝国居然反应如此全面而激烈，大军横渡大西洋、甚至跨越赤道，捕鲸般到完全不同星空底下的南半球客场作战（说真的，人们宁可看的是英格兰和阿根廷两支国家代表队的足球大战）；阿克兰中尉这次则完全没道理，已足够构成人类战犯审判的罪行，莫名其妙出兵伊拉克是美国，或说是小布什这个愚蠢的人（他的确是历史上智商最低的美国总统，愚蠢一词只是客观的事实描述），英国掉过头来跟着行动，仿佛是老大哥被小混混拖着去抢劫路旁小贩的零钱，这一点，光是美学上都会在未来历史上成为英国的国耻。
也就是说，就这三十年而言，在我们所谓文明的、进步的国家之中，英国好战的程度居然仅次于美国。
小说中，阿克兰和老白人都已在英国本土了，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看来也是英国人自己之间的事，没什么迹象显示有阿根廷人或伊拉克人涉入。因此，这不是一部直接把前方战争和社会内部犯罪用因果铁链扣起来的小说，而是战争已成为一个因素，一个正视的社会现实，渗入于米涅·渥特丝一直凝视的大城市下层角落暨其无家可回的边缘人们之中，在已够黯黑的人心上再髹上一层浓墨。说来，这已是渥特丝连着两部小说如此了，绝非心血来潮。小说不直接反战、谴责战争，但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因此反而追踪战争更久也可能更细微——时间流逝如河，新的战争取代了昔日的战争，人的记忆也会随之透明仿佛消失，但如果老白这样福克兰战役的幽灵今天还在，我们是否也可以类推地假设，再一个廿年三十年过去，把伊拉克之战当个人成人礼仪式的哈利王子齿摇发秃（他们英皇室的遗传基因似乎藏着秃头的诅咒），阿克兰中尉这样的人一样仍会老白式地存在，不论届时是否有另一场蠢战争又发生。
罪行，在战争废墟的沃土上生长，如一年一年的随风野草。
死者和生者
最近，我人在日本京都时不意又看到个电视新闻的统计数字，老实说，在一个用一千两百年、人得认真活过多少世代才拥有的杳美古都的确是很不快很倒霉的事——这原是一则神经兮兮的报道，是日本人宛如快开战了也似的哭嚎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已上升至全球第三位了，但用以佐证的统计数字所冷冷显示的却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吗？当前年度军事预算排行二到五名的国家中，并没有二十世纪的军事霸权俄罗斯，没有朝鲜没有任何伊斯兰国家，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点火者德意志，他们依序是英国、中国、法国以及号称无法正式武装天天想改宪法的日本自己；而且老实说二到五名的顺序毫无意义，因为都一样是五百多亿美元，差别只是零头。首位当然是美国，达五千多亿，意思是十个中国，也意思是，如果中国已是人类和平的巨大威胁，那美国的存在就是十倍的、毁灭性的经常威胁。
证之伊拉克战争，我们要不要重新修改所谓文明进步云云的意义？或至少更正一下我们心里习焉不察的印象？
当然，我们可以辩称战争的风险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预算一项，这是事实，每一个国家的体制、权力结构、社会文化水平和经济景况都构成不同程度的安全阀或导火线（但相信这些的人仍需要解释一下小布什和布莱尔的存在）。我个人也相信是这样，毕竟，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尽管并没驯服战争使之绝迹，至少做到了一件可称为悬崖勒住马头的事，那就是成功打断了前五十年看起来强度逐步升高、频率持续加速而且地域不断拓展的连续性战争浪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局部化了，取而代之的冷战架构尽管谁都不满意，也迭遭两面没停过的讪笑和批判，但就像字面所说的，战争的确冷却了下来，人也的确少死了不知多少。这一刹车不来自战争内部，他们仍不懈地研发如何更有效更精准地一击杀掉更多人，刹车来自社会这一面，尤其是人的意识、人的认知、人的所谓觉醒。
不打仗、不要再发动战争，与其说是发现战争并不是（如政客、如一堆直接利益相关者、如克劳塞维兹这种过时的理论者宣称的）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倒不如说是逐步认清战争无可抵偿的破坏力量。战争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场足球赛（倒是足球赛有可能引爆成为战争），由双方穿制服的那几个人在某个封闭的场域里你死我活，我们是隔离、伤害不及于身的观众。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彻彻底底地戳破了这个神话，在这场事实证明人类根本无力控制（从武器杀伤力到人心）的不幸战争中，平民直接死亡的人数数倍于制服军人，人命超过了一亿条，其中最多是欧洲人。
但毁灭的不止人命，就像小说中从前线只受伤没送命归来的阿克兰，以及肉身看起来完全无恙的老白。这里，我们无法也不愿比较to be or not to be这两种悲剧哪个比较严重，而是你得真诚不欺地、全面地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在渥特丝这部小说中，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人物是心理医生，有点奇怪地多达三人，而且接力赛也似的一棒交一棒贯穿全书（以至于书写形式有点像小兔子电池广告）。史实告诉我们，心理学的成形、大兴到泛滥，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既迫切地得持续追踪并帮助满地都是阿克兰和老白这样的人，同时和彼时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思维形式做的一样，不可置信地得尝试解释并回答人类历史何以会疯成这样子。
心理学，对象是活人而不是死人，或至少是人还活着时的心理状态，比方说希特勒的最后一星期。
已经打不起的战争
对英国人而言，二次大战的英雄是丘吉尔，但有点像中国曲突徙薪的老成语故事，我以为真正的智者是罗素。
罗素是彼时反对英国介入战争的人，他英勇地（想想彼时高亢入云的国族气氛这得非常英勇）指出来，战争摧毁太多珍贵的东西了，不止生命和建物，还有人心这最困难的部分——它摧毁了价值，摧毁了道德，摧毁了人的基本信念；战争让所有这一切全变得可笑而且危险，人在其间就连最简单最自发的善良、同情和正直都负荷不起。人被迫残酷，而且是建立在虚无不信、难以回头的残酷，不止那些拎枪上阵杀戮的人如此，是一整代历经战火的所有人如此，这就是返祖的野蛮和黑暗历史了。由此，罗素甚至极富争议地主张英国不抵抗，奴隶比战争强——
我们说，“冷战”的不战不和僵在那儿，其中包括一个“技术性”的原因，那就是核武，核武的毁灭性有两部分，一是瞬间的巨大杀人力量，另一是它所造成人难以清涤、大自然难以自愈的放射性污染，但罗素的话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看对方向不躲闪不自欺，这两种我们承受不起的伤害早已是事实不待核武的发明，人类老早就该知道自己打不起战争了。日后德累斯顿的大轰炸使用的就完全是传统黄色炸药，同样天火焚城般只一个晚上就让这个易北河上的美丽古城几乎无一生命存活（只除了彼时战俘身份的小说家冯内古特几个人，他们因为工作于地底深处的屠宰场戏剧性逃过此劫，这个一觉醒来走出地面发现自己置身世界末日般死城的恐怖经验，让他写成了《五号屠场》一书，而且梦魇终身不去）；而战争所造成的人心永久污染，说残忍点，死去的人数可在一个世代廿年内补生回来，愿意的话一座城市可在十年内重建如新像鹿特丹那样，但对于阿克兰和老白这样的人而言，却是人活多久战争就跟着他多久。我们还要不要再想下去，人的价值信念，人的道德，人的文明成果，我们得耗用多少时间才能修复它重建它呢？比较正确的估量是，我们最好相信，其间有某些东西我们是永久地毁坏它失去它。
我个人没去过德累斯顿，但我相信经过那短短一夜，它再不可能是大战前那个号称易北河珍珠、百年千年时光所铸成的模样了；一样的，伊拉克的巴格达，它有更久更无可比拟的时间来历，这个直接从人类文明曙光时刻走出来的两河流域古城，就算老布什小布什家族富可敌国，抵偿得了这样的损失吗？
只剩人心
绝大多数时候，我个人很不喜欢小说中搬弄太多心理学的论述，因为小说借助心理学现成主张的部分，通常正正好是小说书写者自己最该认真想并尝试回答的部分，是整部小说不可让渡的“问题意识”核心所在；用大白话来说，否则你干吗要写小说呢？否则我们还需要小说这东西吗？找几个学过心理学初级课程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跟我们说不就行了？——小说乃至于文学最独特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或许并不在于所面对的疑问本身，它和其他领域的工作者思索并尝试回答大致同样的问题，惟依循着不一样的认识方式和路径，它不可以降格为某种学术主张的翻译者。
但渥特丝这部看起来还好，至少她让这三个家伙停留在心理医生而不是心理学者的层次，因此比较像是小说中的角色人物而不是隐藏的智者或甚至上帝。也因此，阿克兰这个人物才不至于陷入某种心理学的“模式”，才得着必要的行动自由，才无可预测，也才能随机穿透小说所独有的某些细微暧昧角落。
而三个之多的心理医生实在有点滑稽，很难猜想渥特丝写时到底怎么想的，但一代不如一代地顺流而下，从像模像样驻守医院的威利斯，到经营附早餐小旅馆的温暖有容苏珊·康宝，再到开酒吧、黑街角头般的大块头女同志杰克森。这不是三位一体的圣哉心理学一神论，而是有巫术、有巴力、有金牛犊、有丰收神大母神的凌乱多神教，接近真实生命现场的混杂丰硕模样。
话说回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变得如此重要，与其说是心理学者先有什么动人的发现和成就拉动此一热潮，不如说是人们意识到该有一门这样的专业学问、该有更多聪明人更多资源投注此一领域所推动；是源自需求面而非供给面——终究，面对着大战之后世界景观（包括现实世界的硬件成分，更重要，也包括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的巨变，我们人想顺利活下去，重新找到和这个新现实无间然的相处方式（如阿克兰中尉做的那样），我们并没太多可自我调整的余地，除了人心这一处。
今天我们仍长挂口中的“适者生存”这一演化论的经典命令之语，其实不是达尔文说的，而是出自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之口，当然是大有问题的，尤其在时间此一最重要的条件上——生命演化的基本单位，是物种而非个体，也就是说，生存适应的生物性改变（用肺或用腮呼吸，四肢长出蹼来或化为羽翼云云）是极漫长时间进行的，发生在物种之中而非单一个体身上，而且是无意识的、没针对性的。纯就物种这边而言，它只是在生殖繁衍过程中发生极微小的自然变异而已，它无法预见结果；演化选择的一方是大自然，这当然也是无意识的，所谓的“选择”，就跟我们说大自然“鼓励”“诱发”“引导”“促成”生命演化云云这些用词一样都只是描述之词而已，其实它的内容就只是生或死，这就是天择。
这很简单告诉我们，生物性条件的改变是缓慢的、不可察觉而且无可依赖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乃至于我们的需求发生在我们个体身上，所以生物学者告诉我们，纯就生物条件来说，我们和克罗马农人，和东非的女阿尔法南猿露西，乃至于灵长类的最聪明兄弟黑猩猩并没具体有意义（对自然条件而言）的差别，现代人和黑猩猩的生物相似度仍达98%以上。这也等于是告诉我们，几百万年来人类文明所造成的生存环境剧变底下（极可能改变幅度大于大自然数亿年时间累积的改变），我们的身体其实来不及做出什么调整，几百万年时间太短，我们仍是原来那个老身体。
因此，负责承受几百万年这一切的，想想颇可怕，基本上就只是人心而已。
我们该赞佩人心的承受剧变能耐还是该同情它的饱受压力工作过度呢？但无论如何，不管过往人类从生命经验里直接察觉，或今天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得知，或仅仅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抚膺自省，像卡夫卡彻夜写完这部小说，捻熄灯烛，看着外头天光渗入，感觉自己“心脏部位隐隐作痛”，我们其实都知道，人的心并不具备这么大的弹性，没这么无限度的延展力，尤其是我们内心深处不绝如缕的那几道黄金之弦，尽管如此质地精纯，它仍承受不起过度的高温，会消融不见，也承受不住瞬间的暴烈撞击拉扯，它一样会应声挣断掉。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中国古来描绘战争总算打完、人得以回归生命大地的画面，是全景的，带着宽容抚慰或者也怯懦的，并不追究发动战争的人也不个别凝视像阿克兰中尉和老白这样身心俱创的不幸之人，仿佛疲惫得连这些都不想回头再提起或开心得不必去计较，它说的是把武器刀兵熔铸为耕地生产的犁锄，把军用的战马驮牛放归桃林放回原野就像人自己一样，画面美丽到不像是真的，因此像是某个被期盼修改过的古昔记忆，或就是梦境了。《五号屠场》也有一幕这样的恍若梦境，我自己每碰到有关战争的事物总会又想起它，这是冯内古特化身的小说主人翁毕勒，他倒转着看电视机播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影片：“一批满载着伤员与尸体的美国飞机正从英国某一机场倒退着起飞。在法国上空，几架德国战斗机倒退着飞过去迎战，从对方飞机上吸去了一排子弹和炮弹碎片。接着这批战斗机不对地面上残破的美国轰炸机采取同一方式，然后倒退着爬高，加入上面的机群。这批飞机倒退地飞临一个正在燃烧中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了炸弹舱门，发出一种能够吸收炮火的神秘磁力，把吸来的炮火聚集在一种圆筒型的铜制容器中，然后再把这些收容器收进了机舱，整齐地排在架子上。德国飞机也装有一种神秘的设备，那就是一组长钢管，用来吸收敌机上的子弹。……当美国轰炸机回到基地后，他们从架子上取下钢制的收容器，然后再运回美国。国内的工厂正在日夜赶工，拆卸收容器，把其中具有危险性的成分取出，再变为矿物。令人感动的是，做这种工作的大多是妇女。继而，这些矿物被运送到遥远地区的专家手中，专家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矿物埋藏在地下，以免伤人。接着，美国飞行员都缴回了他们的制服，变成了中学学生，而希特勒变成了一个婴儿。整个人类都在做生物学研究，共同合作，希望生产两个叫亚当和夏娃的完人。影片里并没有这些，只是毕勒这么想。”
这的确只是个梦境，真实的世界得要再倒转过来一次，他们把核武藏在生产民生用电的核能电厂里，把未来作战用的飞机起降跑道藏在笔直宽广的高速公路里，把军需的钢铁藏在埋设地下的大型水管里，把一样一样杀人武器的研发藏在正德利用厚生的各家工业和大学实验室里——二次大战前积极备战的德日两国都确实做过这样的事，今天的文明大国也仍如此行。
这么想，也许英国这样的国家会打两场这样的战争就半点不奇怪了不是吗？
这是个古老的笑话，说某个气愤填膺的传教士指责某食人族酋长：“什么时代了你们怎么还吃人？为什么不学着文明进步点？”酋长说：“有啊，我们现在改成用刀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