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应该不乏也有人跟我同样，每回看渥特丝的小说，总忍不住却徒劳无功地试着想分辨出来，她小说中那些狂暴的、幽黯的、残忍的成分，哪些是她身为推理犯罪小说作家所称职虚构出来的？又有哪些是她生活于老英国眼见为信的实然成分？那不是个治安状况还可以、人们彬彬有礼到有点虚矫、自我管束克制工夫十足的沉静国度吗？当然，我们或许也同时想到“压抑”这个过于方便的用词，想到他们举世闻名，至少每隔四年到世界杯足球大赛就必然定期发作的足球迷集体瘟疫，想到他们正是狂暴庞克族的原乡，或者还有《太阳报》，普世八卦狗仔队的圣地，窃听窥淫的大本营——
我们并未忘记渥特丝写的基本上仍属类型化的推理小说，正如同样隶属于女王陛下的〇〇七情报员詹姆斯·邦德拥有Licence to kill一般，类型小说家当然也拥有不受质疑、不容检验、不必自白交待的虚构、吹牛、扯淡、任意想像的执照——这方面，类型作家的宽容尺度永远比正统的书写者来得大，不受实存的具象现实乃至于抽象物理法则的管辖，甚至让人行于水上、一飞五丈高等。
因此，这不是质疑，而是纯粹的读者好奇，某种返祖性且不很礼貌的好奇，只因为我们起码想搞清楚，我们究竟可不可能借此阅读也顺便多了解一点那个外表冷若冰霜的社会呢？还是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封闭性地在跟一个聪明但阴森森的书写心灵打交道？
支持我们胆敢如此猜测，多少因着一个微妙的“理由”，那就是小说书写中的想像力问题。通常，想像力总被理解为小说中虚构成分的来源及制作机器，也因为负责虚构，不受沉重实体的牵扯，因此想像力遂更有着轻灵自由的色泽，而成为小说书写中最有趣、最兴高采烈的部分。然而，事情会这么单纯吗？于此我个人一直保持着高度审慎的怀疑态度，想像力从何而生？因应着什么需求而生？它和我们人生现实真的只有一种逃逸挣脱的背反关系吗？只是我们劳苦度日的愉悦休憩游戏吗？
这里，我们试着通过渥特丝小说既现实又虚构、既充满社会意识又总是戏剧性到你难以置信的两面撕裂性质，来看看想像力背对着虚构的另外一端究竟通向哪里，联结着什么，甚至可否扮演“现实/虚构”这两端的必要联系环节。
非丑恶不可
首先，不管在这部才刚完成的新小说《蛇之形》中，或是在过往渥特丝的其他作品中，我们都很容易确认其中浓厚的现实成分。流浪汉，恶劣的警察，因封闭而彼此窥探冲突的扭曲形态小社区，人和人之间残忍的抢夺、伤害、凌辱乃至谋杀，这都没逸出我们对眼前现实世界的基本认知之外，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此我们的反应除了各从其类的伤感、愤怒，乃至于一种“又来了”的掩耳不愿闻绝望等等而外，对此并不会生出匪夷所思的不安或怀疑，就像我们看电视或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一般。
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就人生诸多罪恶的“外在表现形态”而言，是无须动用想像力的，再冷血的谋杀或再疯狂的屠戮，都能在老报纸的一角找到——在这上头，写作者只凭一己之力的处心积虑凶残，永远比不上社会以众志成城力量集合而成的处心积虑凶残，甚至，写作者往往会在在地懊恼，在这方面由真有其事构成的现实世界，很多事很多情节还都太戏剧性了太假了，并不宜直接写成小说，毕竟，你无法真的在小说中附上一份剪报来清除读者的疑虑和不舒适，技术上不可能，效果上也无意义。
既然现成就有，你又想不过人家，那硬拗个什么劲儿不直接采撷于事实呢？这上头，小说家并不比我们常人笨，他们的选择，也正跟我们乖乖到超市买米买肉以为今天晚餐材料一般，并不考虑自己垦荒拓土种地养猪。而且，小说家往往更谦卑地发现，人生现实之事尽管失之于太过火太戏剧性，它却还有一样优势是个人凭空想像所难能企及、难以仿制的，那就是现实之事自身的饱满度和生命弧度及其质感，它和人性深层、和社会整体之间，自然而然有着某种浑然的、微妙至极的、千丝万缕难以言喻难以记录编纂的联系存在，小说家愈认真想下去，往往愈神经质地发觉，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好像这个人就得是这样子的长相，就得穿这样子的衣服，从事这样子的行业，有这样子的家庭亲族关系才行——也因此，一些老牌且技艺圆熟的小说家不是不了解和现实特定的事、特定的人贴太近会有种种风险，包括被嘲笑想像力或小说技艺的不足，包括更惨因有影射他人之嫌而吃上官司，但两者相权，很多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书写者还是甘冒如此风险，这通常是很需要勇气的抉择，换个长相，换个工作或家庭背景一点不难，难的是依然保有其背后浑然无间的联系，小说家宁可坐牢，也不愿自己作品中的角色乃至于小说整体因牵此一发而崩塌掉。
聚拢与编织
由此，不尽周延的，我们说，小说家是“说故事的人”，而不是“创造故事的人”。
材料取用于现成，小说家的想像力哪里去了呢？不在故事之外，而在故事之内；不在无中生有想出一个人间现实亘古未有的新故事，而是在点状散落的现实材料之间，找到某种未曾搭建的关联，从森严的因果、松弛的启示到遥若地角天涯阻隔的杳渺呼应，好捕捉意义，并纳入记忆。
这里，想像力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关系网络；与其说是圆珠状的颗颗独立存在实体，不如说是一种独特新颖的“织法”——散落的点状现实材料，通过小说家想像力的编织，成为可观赏、可凝视、可思考、可收集保存的美好珠串。
用生硬一点的话来说，这其实就是秩序，相对于其他的理性建构秩序，小说家对我们眼前万事万物的合法性文学秩序建构——秩序是我们对眼前世界理解的开始。我们眼前的世界，系以一种纷杂并陈的浑沌状态存在，没层次，没焦点，人们要认知它，便先得将其中某物予以分离出来，命名，安排前后上下顺序，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来，就像《圣经·创世记》首章耶和华所专心从事的那样。
宗教者的要命谬误便在于他们只相信一种秩序（一种神、一种真理、一种历史命运），而不知道秩序只是对浑沌世界的必要叩问方式，大叩大鸣，小叩小鸣，关心的问题不同，循此建构成的秩序自然不同，关心的问题千千万万种，秩序也相应着千千万万种。只剩一种秩序、只会问一种问题的窒息世界，不可能让只摄食“自由”维生的想像力存活下去，想像力一绝种，人只有变笨一途，这个笨化的效应作用起来很快，不出一两代人时间就马上呈现出病征来，而且极不容易救回。
在宗教者犹喃喃他们昔日老问题的同时（两千年前也许是个好问题，但那是针对两千年前的现实和知识水平而论的），我们却拥有一代代的千千万万部小说，拥有千千万万种想像力鲜活独特的飞翔姿态。
最沉重的任务
想像力，在小说中，不只是一种“织法”，更是一种“挖法”，这是它更辛苦的操作。
在点状存在的现实事物找寻关系，叩问意义，想像力在其中担负的便不仅仅是女红式的轻活，也同时包括矿工般的粗活。
在编织现实材料的同时，意义因着材料的聚拢呼应和关系网络的搭建，而逐步浮现开来，部分小说家（比方较自然主义倾向的书写者）会谦卑节制地就停在此处，但更多的小说家，像你我正常人一般好奇甚至更好奇，他们会被这个仿佛开始结晶的意义所逗引，想进一步追问下去，甚至试图做成解释，为什么一度坚实相知的情感会晦黯下去而且在这一刻瓦解？人幽微隐藏的恶意靠什么食物喂养而成为高速膨大的怪物？哪些东西迷人到值得用善意和道德教养去交易去换取？伤害一个人、甚至物理性地真把一片钢质的薄刃刺入一个活生生的他人身体那一刹那，人究竟在想些什么？……
以渥特丝的小说而言，书中那些具体的凌暴杀人“案件”并不真让我们惊骇，真正令我们不安、令我们屡屡生出“事情真会到这种地步吗？”的疑惑，是她凶案底层的书写者探索和试图提出来的可能解释，也就是她想像力如水银般四下流窜到每个角色人心深处那部分——所以说，想像力并不只负责创造华美和愉悦，带来享乐；更多时候，它是手术刀或锥子，切入幽黯的缝隙，是两面都伤人的刃，既是书写者最艰辛的操作，也是阅读者的不安和恐惧之源。
如果可能，我相信小说家也渴望安全，希冀他的解释是惟一的、如山确凿的，就像侦探和法官能判人罪的呈堂证供一样；是合于逻辑的、合于森严因果律的，就像科学或其他严谨体系的思维者或发现者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能找出这么明白简单解释的事物，仅仅只是人们诸多现象诸多难题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意义无法直接转换成答案，它在事物网络浮现、流窜，不凝固不完成，你从不能真正捕获它的“本体”，只能发现它的脚印，它行于时间之流中的轨迹，努力指给后来的人看。
不可能是答案，最多仅止于可能性而已。
法官（广义的，包括施行陪审制度的陪审团）可以坦然判处一个人无罪，不因为这人无辜，而只因为这人罪证不足而已；科学家哲学家也可堂而皇之把某些问题取消，判定无意义或搁置在外不予处理，就像某种价值中立的宣告。我们大致上都不会指责他们懒惰、怠忽职守、缺乏求知的勇气和精神云云，甚至我们还往往因此赞美他们负责、清醒以及知所节制，但我们并不这么对待，或柔和点说，不这么期待小说家。小说家的工作范畴没有此类可划地自限的合理死角，就连我们早已一致肯定并一再确认人类理性永远穿透不到的地方，仍是小说家的“合理”目标，甚至我们更因为这样认定这才是他们的主体目标（否则我们要你们小说家这种人干吗？）。仔细想想，小说家的工作职掌何等沉重，或说我们对他们的奢望何等夸张。
从小说家自己那一侧来说，这也是他们活该自找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书写者被“认识的激情给捉住了”（引胡塞尔语），小说面对的是一整个的、不分割的存在问题，小说“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探勘”；还说这是小说之所以存在的惟一理由，当小说不再认识、发现并对此寻求回答，那就是“小说的死亡”。
如此沉重夸张，而且逻辑不能，理性也不能，小说家手上还剩什么？便只有仰仗想像力来承荷了——我个人不确知此两者的先后因果顺序，是因为如此沉重夸张的任务，我们才慷慨赋予小说家最宽广、最自由、最无拘无垠的想像力利器以为屠龙之用呢（我们绝不赋予法官或科学家同等幅度的想像力）？还是因为我们发现小说家手上握有其他行业志业所不敢奢望的不打折想像力特权，从而想到追讨他们相称的责任和成果？
仍回头以渥特丝小说为例，小说最终，符合法庭罪证要求的，会有一个（至少一个）真正动手宰人的凶手，这是侦探工作的圆满终点，到此完成；但就人性存在诸多层次的探勘意义而言，真正有付诸执行的杀人可以是偶然的、抢先实践的，是恶意同时敲千家万户的门恰巧打开的那一扇，它不必然就是“最恶”或“最应然”的那一个，更不见得就是“最富意义”的那一个。
放风筝的人
尽管想像力是小说家攻坚的最终极利器，但诸如“充满着想像力”这样的疑似赞美之语，通常并不真的受到小说家欢迎，尤其愈是正经认真的小说家愈是如此，其效果，就有点接近你去赞美一个女孩“有气质”“很有内涵”一样。
这是小说书写心灵的骨气，也是他们的骄傲。
这里，我们于是发现了一个最快、最有效得罪米涅·渥特丝的方法了。如果你有机会到英国碰见渥特丝本人，试试看当面夸赞她本人有气质有内涵，写的小说又充满想像力，以一句话得罪她两次，难保你不会一路从英国被追杀回台湾。
有气质、有内涵当然是好事，不好的是它语带保留的部分，暗示了一个更重要（应该说更受欢迎）的东西——“美丽”——的缺席；想像力也是好的，但一旦我们看成书写者胡言乱语除罪化的特权，就像我们国会议员的言论免责权，只是用于纯粹的虚构、任意的想像、无须验证更无从验证的呓语，那就忽略了想像力的艰辛原生本质，忽略了它深厚的现实意义，忽略了它操持时必要的费力劳动，忽略了它原来是为着解决最困难乃至被宣称没答案问题的英勇尝试，还一并忽略了这一次又一次状似飞翔的超越尝试过程中，小说家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断手瘸脚的动人代价。
我们期待并把视觉焦点严重集中于想像力腾空而起这壮丽一端，而小说家希冀我们感同身受的却是想像力的另一端，那一端系着整个跌跌撞撞的实体世界，系着整个昆德拉所称的人类存在问题。
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强调，我的小说每一行都有写实的基础；格雷厄姆·格林要疾呼，他除了写小说，还当过新闻记者，这就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塞拉利昂、墨西哥和中南半岛，“死小孩就是这个样子，尸体把运河的水都给堵住了……”
终究，我们是把小说正确划归于人文的领域，而不是宗教，虚构一个全然不存在的天国也不会是小说这门志业的向往，在宗教的圣者整个人腾空而起飞上云端的同时，小说家充其量只是放风筝的人，当风筝一路高过云端还往上试探，放风筝的人两脚仍老实钉在坚硬的大地之上，这景象毫不神秘，只是某种或会带来震颤的现实经验——风筝放那么高，这需要多长多坚韧的线、多稳定多专注的双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