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耿　谆——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队队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

    李铁锤——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孟连琪——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朱　韬——时为东北阜新煤矿战俘劳工，原抗大教员

    编导手记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正如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从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和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几乎是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和妥协。

    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做这个选题前，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不屈战俘馆”的最后部分有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近70年，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对于生命，我们该持如何态度？

    有这样一个场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9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那一历史时刻：“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将军共用了5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赖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帕西瓦尔，其他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和其夫人……”

    另外一个场景：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还有一个场景：“花岗暴动”的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为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儿，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悠扬。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悲剧已经过去，没有遗忘才是最好的纪念！

    2010年6月，我们来到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