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迟钝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梁晓声 本章:让我迟钝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

    我感激文学。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文革”。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我虽是“红五类”、“红卫兵”,但我在“文革”中与任何“红卫兵”的劣迹无涉。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更没有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

    “文革”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亦或是“工农兵学员”的三年多里,我都是一名对“四人帮”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竟有幸与一些“另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纯粹为文学”的作家,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说过——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肤,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

    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正因为这样,我承认——我常常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从不好的方面讲,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认,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很费了一番“思想周折”才归于客观的“平常心”。

    我承认,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原因诸多,有时因我的笔;有时因我的性格;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我也冒犯过别人,故我对因此而受的伤害甘愿承担。

    我承认,每当我被严重地误解时,我总会产生辩白的念头……

    我承认,每当我受了过分的伤害,我总会产生“以牙还牙”的冲动……

    我承认,每当我遭到辱骂和攻击时,即使表面不以为然,心头已积隐恨……

    我承认,我很自慰地承认,后来我渐渐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

    我承认,即使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难真的无动于衷……因为我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并不等于我的妻儿、亲友,以及一切关爱着我的人也同时具有。一想到他们和她们也许同时受到伤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应。我的笔使我不无这种能力。它在作为武器时也肯定是够锐利的……

    但是近来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决心,那就是——从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公开的辱骂、攻击、蓄意的合谋的伤害,不再做丝毫的反应。不再敏感,而要迟钝,而要麻木。这也是一种刻意。这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这与所谓表现气度无关,而与珍惜所剩的生命有关。所以即使也是一种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却是必须如此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敏感,和一个人血管里的血,大脑中的脑细胞,和一个人的所有生命能动性一样,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烟一样,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个一直到零的减法过程。

    我觉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状况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变得颓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须极其“节省”地运用它。

    故我要公开地发一个毒誓,从此时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坚决地对一切伤害不再做出丝毫的反应。我也坚决地对一切误解不再做出任何辩白——今天以前的反应不包括在内。比如对吴戈其人的攻击所做的反应。它可能在今天以后见诸报刊,已无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让我死于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内。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万勿再就辱骂和攻击性、贬低性内容对我进行采访;倘明知我发此毒誓还一味企图从我口中讨个说法,显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放心,凡登载涉及我的文章,无论攻击性多么强,无论辱骂的话语多么恶劣,皆可毫无顾虑。我将一概地保持绝对沉默。近一时期我深受被采访之苦,远比对我的文字伤害更使我身心受损。而实际上,我的誓言其实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无论怎样“启发”,坚决地不对任何误解进行辩白;坚决地不对任何攻击、辱骂、贬低和人格侵犯说出一句反击性的话——今日《光明日报》一名女记者对我进行的采访又当例外。其中有对一件事的辩白,我经考虑认为是必要的。

    那么,以后,我的敏感将仅仅体现在如下方面:

    对感情的敏感反应——包括亲情、友情、同情。

    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敏感反应……

    对想像与虚构能力的职业性的敏感反应……

    对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修辞之职业水平的敏感反应……

    对自己责无旁贷的种种义务的敏感反应……

    我真的认为我的敏感将渐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须节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着它,我觉得对于我就已经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预先做一个与鲁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声明:我死之际将不带走对一个世人的嫌恶和憎恨。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我们既然公认每一种动物的习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么自己的同类也何妨如此?

    我将严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愿遭世人唾弃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他死十几年了。

    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右派”。一个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么。

    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

    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他从不替自己辩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

    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着“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严酷批斗时,我虽常常不免被那种种批斗方式的严酷所惊悸,却隐藏起一个少年的仁慈,丝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团举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上。

    一天,吃早饭时,我发现多了一位形销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问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谁?”

    “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创作学习班,成员大多数是知青,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杨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

    我离开饭堂时,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极慢极慢地吃着,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视。分明由于牙齿不健,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极慢,也吃得极小心,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

    回到宿舍,听别人讲,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些“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当时,那些“错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清洗”而出,发配到了哈尔滨,后来据说改造得好,表现“老实”,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发配到北大荒,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当一名注“另册”的农场职工。

    别人还告诉我,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当年这两本书是“大毒草”。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莫如说更是他的“罪行”。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误传;或者因为他成了“右派”,在那两本书还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不是出于照顾,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是根本无法睡觉的。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他患有肺气肿,正值严冬,从住处到食堂,一两分钟的路,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还患有胃溃疡——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饭,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捡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剥皮,刚剥下一小块,却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着半个脏馒头,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样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看稿极认真,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连个符号也不记。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稿旁放一个小本,一切都记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几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

    一视同仁。

    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看前,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怕将稿面弄脏,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谈稿子更认真。对一个不恰当的词,一个不真实的情节,一个概念化的细节,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与你谈时,极谦恭地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几种改法,咱们共同商量,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如果您喜欢,请把《你在今天还在昨天》,方便以后阅读你在今天还在昨天让我迟钝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你在今天还在昨天让我迟钝并对你在今天还在昨天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